世界文坛巨匠林语堂

　

　　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界与文化界名人不少，但是能够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并不多，林语堂就是这少数闻名世界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代表人物。

　　林语堂(1895—1976)，是那种“能够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的特立独行者。也正因此，他的作品无论在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上，或在现代世界文学与文化史上，都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1895年10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林语堂生于闽南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这是中国史上最为混乱没落的黑暗时世，晚清政府的极端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台湾省等领土被殖民者霸占，山河破碎，民生萧条，林语堂的出生，其实也未能给闽南山乡坂仔带来多少喜气。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漳州城外天宝镇五里沙人，他是位基督教徒，当时在坂仔镇当牧师，此前他已有子，以和字排名，林语堂行五，取名和乐。

　　林至诚自己没有上过学堂，少年时他曾做过小贩，挑糖果蔬菜到漳州等地去卖，过着清贫生活。24岁时他以教徒身分进漳州基督教会办的神学院学习，成为知书识字的牧师、在乡里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尽管要抚养8个子女，负累极重，他还是竭力让子女读书，希望儿子读书成名。林语堂在6岁时入教会办的坂仔铭新小学读书，10岁那年（1905），林语堂和他三哥和清又被林至诚送到厦门鼓浪屿上了基督教会办的免费学校。三年后林语堂考入鼓浪屿寻源中学。191 1年，林语堂以第二名毕业于寻源中学，这年他17岁。也是这一年，他的二哥和风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师，他的二姐美宫也在鼓浪屿毓德女中毕业，而他大哥、三哥都是鼓浪屿救世医院附设医科学校的毕业生。林至诚扶这一群子女读书，虽然得到当时基督教会的巨大支持，但是开支太大了，每月20元的银元教会工资根本不够用。几年前，他靠变卖母亲传下的一幢祖居，才凑够了让第二个儿子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去读书的费用，现在老五和乐又中学毕业，又可以上大学了，可是他整个夏天没有筹借到那笔钱。女儿也吵说要上大学，他也想让她去，但是没办法，只好让女儿失望了。和乐很小的时候他就对他说，世上最好的大学在德国和英国，他要和乐用功读书，将来能上那种学校。和乐以第二名中学毕业，表现出少有的聪明，这使林至诚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下定决心要送和乐上大学。后来，他早年在漳卅的一位学生叫陈子达的，给他送来百元银元，使林语堂成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1915年，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被聘为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的英文教员，这时他改名玉堂。1918年，他在清华园服务三年之后，得到清华学校给予的半官费赴美国留学资格，到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留学，这年他25岁。

　　出国之前，林语堂与厦门富商廖悦发之女廖翠凤结婚，并携妻一同出洋留学。这年夏天，林语堂夫妻与清华毕业的62位留学生一同登上哥伦比亚号轮船横渡太平洋。清华毕业生公费留美有置装费260美元、每月生活费80美元、毕业及学位文凭费25美元、转学旅费120美元、回国旅费520美元，且据实发给赴美旅费、学费与医疗费。林语堂只得半费资格，根本不够用，廖悦发以1500元大洋作为女儿嫁妆，以资助女婿出国留学。

　　到美国波士顿之后，林语堂夫妇在赭山街51号租了两间房居住下来。林语堂到哈佛大学渎书，廖翠凤则料理家务。还在赴美途中廖翠凤就患上阑尾炎，到美国不久她的阑尾炎因未得到治疗，而发作了，要入医院动手术治疗，结果因为感染等原因，第一次手术出院不久，阑尾炎手术刀口发炎，再次入院动第二次手术。这一折腾，林语堂带去的钱花了个精光，只好打电报给翠凤的二哥，向他要1000美元，以维持生活和学业之需。入学不久之后，林语堂的半官费留学津贴又突然被取消了，翠凤不愿再向自己父母兄弟要钱，林语堂也不愿向家里要钱，两人又都不愿就此回国，走投无路之际，他只好向胡适求助。原来，在北京时林语堂就与胡适相识并且结下友谊，出国之前，他与北京大学约定，回国之后到北大任教。他在电报中请胡适为他向北大申请预支1000美元，将来回去任教时在工资中扣除。由于胡适非常欣赏林语堂，就以他自己的1000美元假称是向北大预借的而寄给林语堂，因此，林语堂得以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业。可是学完一年之后，各科成绩甲等的林语堂，又没有钱再读下去了，只好放弃哈佛的学业，改向基督教青年会申请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教华工读书识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中国招募了15万劳工前往法国，协助美、英、法等国打扫清理战场，主要是搬运及埋葬战场上的尸体。青年会接受了林语堂夫妇的申请，著给付他们夫妻的旅费，同时哈佛大学也同意林语堂在法国巴黎大学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课目，以弥补他在哈佛大学所缺的硕士学位学分。到了法德交界的乐魁索之后，林语堂没有可能完成莎士比亚戏剧课程，经哈佛大学同意，又改为申请入德国中部的耶那大学，以这所大学的三门课程代替在哈佛大学未学完的学分课。

　　1922年初，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后，到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士学位。这时，胡适又以北大的名义给林语堂再寄1000美元。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林语堂虽然也自学些中国古典著作，但主要还是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浓重的基督教氛围中度过的。中学时代，他曾在家乡代替做牧师的父亲去向乡人布道讲圣经。但是林语堂没有变成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父亲甚至还怀疑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从清华大学任教开始，林语堂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最顶尖的中国哲学、文化人物，并且大量阅读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著作。1917年，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林语堂第一篇以中文写的文章《汉字索引制说明》，这是一篇极专业化且极具新意的汉字学论文，北大校长蔡元培与钱玄同两位名家为之作序，引起学界关注。1918年，林语堂在《清华学报》发表《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这篇论文表明林语堂在汉字学及其使用的研究已达到时人未逮之处，1919年他被教育部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出国以后，国外大学图书馆中大量的中国古典版本著作，更为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古代中国语音学》。1922年夏天，由于妻子怀孕欲回国分娩，也因经济拮据，林语堂在以不到半年的极短时间内完成课程、通过博士论文后携妻回国。他妻子回国后不久在厦门生了长女，取名凤如。

　　1922年秋，林语堂携妻女北上京城，出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从此，他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界顶尖人物交游圈中的主要成员。这时，一向与林语堂关系亲密的胡适，与陈独秀等人推广的白话运动已卓有成就，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等来往甚密，并常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聚会。

　　林语堂在《语丝》第三期发表《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之后，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杂文、散文、论文与译作，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之一。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治变化多端，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林语堂的文章经常批评政治与腐败社会现象，被视为激进改革派人物。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林语堂在瞻仰孙中山遗容后，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下《一点浩然气》一文，称赞孙中山是与孔子、孔明一样的有浩然气魄的人物，认为“孙中山是成功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可以传不朽。”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中学生及工人、商人等在天安门举行大规模反侵略示威请愿活动，遭到政府镇压。林语堂的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被军警枪杀，他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中说，两位爱国热血青年女学生，是死在“我们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的死……女士为亡国遭难，自秋瑾以来，这回算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林语堂赞同周作人鼓吹的“费厄泼赖”精神，而不同意鲁迅的“痛打落水狗”观点，但在“3?18”惨案之后，林语堂改变了政观，转而赞同鲁迅的观点，并且写了《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等文，主张全数歼灭各种“狗类”。

　　“3?18”惨案之后，北方政局一片混乱。4月20日段祺瑞下台，政局落入另一军阀头子张宗昌之手，白色恐怖笼罩北京，林语。堂、鲁迅等54位教授因反对军阀政府统治而被列入通缉名单。林语堂一家先在东交民巷一家法国医院躲藏，后又到好友林可胜医师家避难。不久之后，厦门大学校长、林可胜医师的父亲林文庆聘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于是林语堂举家从北京迁回福建厦门。

　　林语堂任厦大文科主任之后，又从北京请来鲁迅、孙伏园、顾颉刚、张星娘、沈兼士及罗常培等著名教授。同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林文庆兼任院长，林语堂兼任总秘书。当年，林语堂发表《闽粤方言之来源》一文，这也是最早研究探索闽粤方言语音词汇渊源的论文之一，于地方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由于文科学者受到兼任校长办公室主任职务的理科主任的排挤，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北来文科教授在厦大并不得志，教学与国学研究也未得以展开，不久之后，孙伏园、沈兼士等辞职离校，鲁迅也于1927年正月十六日辞职前往广州。其后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前往武汉汉口，出任国民革命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1927年7月，林语堂辞去外交部英文秘书职务，前往上海。当时，由蔡元培任院长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正式成立，林语堂被聘为英文总编辑。因林语堂与蔡元培都住在愚园路，每天上班两人坐同一部车，所以这期间他与蔡元培交往频密。

　　1928年，鲁迅、郁达夫、沈尹默、刘半农、徐志摩、苏雪林等都以上海为活动舞台，上海文坛因此而热闹非凡。这年6月，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在上海创刊，由原《语丝》社成员李小峰办的北新书局出版。1928年11月30日该刊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了林语堂生平唯一的一部独幕剧《子见南子》，由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孔子老家曲阜排演这部具有反对旧礼教、似对孔子不尊的戏剧，触怒曲阜60户孔氏族人联名向教育部控告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事情甚至传到孔祥熙、蒋介石那里，最终宋还吾被调离。这次戏剧风波，也进一步扩大了林语堂的影响，使他的名声更为响亮。

　　1930年至1935年，林语堂以专栏作家的身分，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几百篇以英文撰写的题材包罗万象的小评论。后来，这些评论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     1928年，林语堂所编的《开明英文读本》三册初中教材，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中学英文教科书，此后历年连连再版。这套教材使林语堂的名字传遍全国，也因大笔版税收入，使他成为能靠写作而过上舒服生活的文人。

　　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月刊，提倡幽默；另创《人间世》半月刊，主张文章须抒发性灵。他认为，幽默是性灵解放的产物，提倡幽默必先解放性灵；幽默是一国文化到了相当程度时才能普见的人生高企修养。同时林语堂自己也大量撰写幽默文章，成为中国公认的幽默大师。

　　1932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正月，中华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鲁迅、周作人、伊罗生、史沫特莱等16人到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鲁迅等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盟的主要任务是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在北平的分会由胡适任主席，但因胡适反对同盟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公开发表谈话反对史沫特莱在《大陆报》上发表揭露北平陆军反省院迫害政治犯的情况的文章，于1933年3月被同盟开除。

　　1934年6月18日上午8时15分，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l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遭枪击暗杀。国民党军统特务对杨杏佛的暗杀行动，是针对中华民权保障同盟的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行动的开端，在白色恐怖之下，宋庆龄离开上海去了天津、蔡元培与林语堂等则脱离了民权保障同盟。

　　《论语》及《人间世》的创办，奠定了林语堂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人间世》是中国第一本纯粹散小文品的刊物，它以“自我”为中心，推崇闲适笔调，所以《人间世》一出版，就与左派作家有矛盾。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为盟主。林语堂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中说：“文学革命的后果之一，是直接导向中国的左倾情势。文学革命代表一种激进主义的情绪，对过去的反叛。

　　1920年代成长的一代，思想极不平衡，旧的根拔去了，历史失去了连续性。年轻人不再读古书，旧的东西被认为封建气息太重。这些青年对西方也没有真的了解。没有深深的扎根，因此对共产主义宣传深信不疑。在这些青年看来，共产主义是最激进的，因此也似乎最好。以《新青年》的编辑之中，胡适埋头写他的明净理知的文章，钱玄同和刘半农是热诚的激进分子。陈独秀则是极端激进派，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其实就是林语堂的政治观与文学观的综合表达，是他与鲁迅的真正不同之处。鲁迅对《论语》及其所崇之幽默，至少也是不全反对的。鲁迅自己曾写不少文章在《论语》上发表。对《人间世》，鲁迅是持否定态度。鲁迅对现实世界的社会政治丑恶现象，处处抗争到底，他视笔如战士的刀枪。而林语堂则在《人间世》搞悠闲舒适的“性灵”文学。鲁迅与林语堂是一对好友，是一对文坛对立的巨人。他们为各自观念而论争，但不伤私交友谊。1934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林语堂悲痛万分，他在《悼鲁迅》一文中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似乎生来就对政治及权利之争厌恶得很。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位著名作家学者，如果不愿编报，做时论，评时事，正人心，息邪说，不愿介入政治，惧与仇争，那又能做什么呢？林语堂选择了考经史、编字典的冷门行当，他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少是非，而且自有其乐”的事。所以这段期间林语堂用了大量时间精力从事汉字研究与汉字打字机的发明研究。对于三十年代的林语堂，郁、达夫在《现代散文导论》中作了极其中肯的评价：“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唯其憨直，唯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拉勃莱，不要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矫枉过正，走上了斜途。”

　　1933年，林语堂在上海结识了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赛珍珠随传教士父母长住中国，1930年出版了她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1931年她出版《大地》而获美国普立兹奖。她很欣赏林语堂经常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写的“小评论”。在赛珍珠的引荐下，美国庄台出版公司老板约林语堂撰写一部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书。

　　1935年9月，林语堂写的这部书取《吾国与吾民》之书名在美国出版。赛珍珠为此书作序说，这是“关于中国最完备，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书评专栏刊登克尼迪的书评说：“只有一个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1935年的最后4个月中，《吾国与吾民》重印了七版，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这本书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出版，一样大受欢迎。这本书使林语堂在欧美一举成名，在国内也变成响当当的人物。此前，从未有过中国人以英文写作专著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和中国人，而且这本书写得很有分量、备受推崇、销路极好，成了欧美人士了解中国的必备工具书。

　　《吾国与吾民》一书，使林语堂真正成了对中国人讲外国、而对外国人讲中国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红人，国内许多团体请他去演讲，外国驻华机构也请他赴会，一时间林语堂、忙得不可开交。

　　1936年初，美国夏威夷大学请林语堂去任教，赛珍珠与华尔希夫妇也一再催他去美国讲学与写作，于是他举家到了美国。

　　这是林语堂第二次赴美，前一次是求学，因生活拮据无法维持学业而离开；这次则是作为大作家、大名人的身分被请去美国的，情形今非昔比。初到美国时，林语堂一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赛珍、珠家里，不久他们搬到纽约，在中央公园西侧租了一幢老房屋住下来。初到美国时林语堂的三个女儿都不会讲英语，大女儿上中学，另两个女儿分别读小学五年和一年级。

　　在美国文艺界，林语堂成为颇活跃的人物。戏剧家奥尼乐，诗人佛洛斯特，小说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汤玛斯?曼，舞蹈家邓肯，诗人米莱，影星姬希，戏剧评论家那森，作家及书评家卡罗‘范多伦，教授、诗人马克?范多伦，摄影家范凡克顿，华裔影星黄柳霜等等，均成为林语堂交往圈中的常客。

　　1937年3月，林语堂开始写《生活的艺术》，这也是应出版商华尔希之约而写的。华尔希对林语堂说，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中国人到底如何艺术地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玩山水、如何养花蓄鸟、如何吟风弄月；其时也正是一战后美国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中国诗人的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也即人生艺术，正是美国人所需之对症药，而这正是提倡幽默与性灵文学的林语堂最拿手的功夫。所以，林语堂暂时放下《老残游记》、郑板桥《家书》、《秋灯锁忆》、《金石录后序》等中国名著的英译计划，开始了《生活的艺术》的写作。

　　1937年7月底，《生活的艺术》撰写完成，也就是这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河北之后，又夺取北平、天津，中国人民抗日保国伟大战争激起热血汉子林语堂的爱国热情。他为《纽约时报》写文章，介绍中国战争背景情况；他还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之请去华盛顿，向美国人宣讲中国的立场。8月29日，《时代周刊》刊发林语堂的《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其后又在《纽约时报》发表《双城记》长文，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形势和抗日主张。1938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印第十三版，原书末章本是针对中国社会积习而呼吁改革的内容，但在国难当头再版此书，林语堂当即写了长达80页的第十章，名《新中国的诞生》，以代替原书末章。他说，日本的侵略将促使中国统一，决心抵抗敌人；中国非但不会灭亡，反而会获得新生、更加强盛起来。

　　1937年，林语堂在国内及在美国的版税、演讲费、稿费等总收入13000美元，他一家在美国的总开支是10000美元。这年末，《生活的艺术》由雷诺与希师阁公司出版，并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特别推荐的一本书。“每月读书会”拥有数十万会员，在美国图书出版界具有巨大影响，被该会中选并推荐的书，销路必定很好。这本书比当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引起更大的轰动，《纽约时报》刊登书评家Peter Prescott的书评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而吴滋的另一篇书评则说，“林语堂把许多历史悠久的哲学思想滤清，配以现代的香料，他根据个人独特的创见，用机智、明快、流利动人的文笔写出一部有骨子、有思想的著作。作者在书中讨论到许多问题，见解卓越，学识渊博，对中西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一直到九十年代，《生活的艺术》在世界许多国家无数次被再版。

　　1938年初，正当《生活的艺术》走红美国的时候，为了减少开支与专心著作，林语堂全家搬到法国南部近意大利边境的蒙顿镇居住。在这里，孩子不懂法语无法上学，林语堂自己做老师教女儿中文，为她们讲解孔孟老庄哲学，教她们作文练字，读中国历史地，理、古今散文、小说。在此住了一个月，林语堂又搬家巴黎。这时，他正在为美国蓝登书屋的“现代丛书”写《孔子的智慧》，同时计划写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因他对《红楼梦》的写作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创作的《瞬息京华》也象《红楼梦》一样，是人物繁多、布景宽阔的作品。它写的是从庚子开始到中自战争为止的中国时代。变迁故事。这本书从1938年3月开始计划，1938年8月才起稿。     1938年，《生活的艺术》持续52个星期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它也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各国出版，由此确定了林语堂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当年《纽约时报》主持的一年一度全国图书展览会中，还举行了一个“林语堂比赛”，比赛的根据是《生活的艺术》中的“拟科学公式”。这种具有极大影响的活动，大大提高了林语堂的威名。

　　在巴黎，林语堂认识了另一些著名文学艺术界人士，如施坦恩与多轧拉、黛玛、林白、安?莫罗。1938年，林语堂总收入达36000美元，总开支12000美元。1939年欧战爆发之前，林语堂一家又搬回美国纽约，住在曼哈顿东边86街的一所公寓。回到美国之后，林语堂又成为大忙人，被邀到处演讲，社交活动频繁。在这年的世界笔会大会上，他和汤玛斯?曼及法国作家莫洛阿同座发表演讲。这年，著名书评家及编辑菲地门编辑《我的信仰》一书，约请19个世界当代名人撰写作品或提供相关名作，其中有爱因斯坦、韦尔斯、赛珍珠、汤玛斯?曼、杜威、圣塔雅那、罗素、魏白、胡适、林语堂，他们之中不止一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那时的美国，关于中国和中国思想文化，林语堂已被视为不二权威。名气越大，也就越忙。难以避免的各界社交、公共活动之 外，每天还收到大堆读者来信，还有种种意外的骚扰，弄得林语堂无法安心写作。

　　1939年夏天，他将全家暂时搬到维蒙特州的一个松林中的夏令营住下来，简单的木屋与屋外的松林、松涛及满地松针，一片宁静清凉世界，林语堂得以专心致志地进行《瞬息京华》的写作。这年8月8日下午6点半，他写完这部鸿篇巨构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前后创作为时一年。这部书在9月出版之后，又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特别推荐的书，《时代周刊》评论说，“《藏华烟云》（即《瞬息京华》）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也有人认为，《瞬息京华》是现代的《红楼梦》，或许这有过誉之嫌，但它是现代中国小说的首屈一指的杰作，这是没有人会反对的。林语堂自己也以《瞬息京华》而自豪。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巨著中的80多个人物，没有一个是恶徒，在他后来的小说中也没有一个坏人，也许这是他坚持“人之初性本善”观念的缘故，也是他“天真”秉性的真实反映。

　　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11月12日，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周刊发表《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受到广泛关注，此文后来还被《读者文摘》转载。

　　1939年，林语堂的总收入42000美元，总开支是17500美元。这年他的三个女儿都进了著名的陶尔顿学校，但是，仅仅半年，林语堂就举家搬回了祖国。

　　林语堂回国后到了重庆，住在北碚。回国后第二天，就受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接见。在《新中国的诞生》一文中，林语堂说蒋介石是一位伟大领袖，他的智慧及道德观念，足以应付日本的侵略与国共两党的纠纷，所以蒋介石很高兴。因为重庆累受日本飞机轰炸，且当时情势林语堂在那也无所作为，于是他想再去美国。他认为在国外为国家做宣传，要比在国内跑警报更有贡献。离开前，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官邸设宴招待林语堂一家。从重庆回到美国之后，林语堂一家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公寓居住，他三个女儿又回到陶尔顿学校读书。

　　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冷淡，还想发战争。财，把汽油、轻重武器等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此，林语堂非常气愤，并且做了大量魄宣传工作，期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该报刊出专访标题是：《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纽约时报》还先后发表了林语堂的五封信，林语堂在这些信件中，毫不讳言地指责美国政府的两面派手法。他在《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亚。洲》、《纽约时报》周刊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宣传中国抗日形势。

　　1941年底，庄台公司出版r林语堂的“小评论家”专栏文集，名《讽颂集》。1941年，又出版了描写抗日战争中一位中国少女的爱隋故事的小说《风声鹤唳》。1940年，林语堂总收入46800美元。1941年林语堂总收入13400美元。1942年，蓝登书屋出版他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此书介绍的是中国与印度的占代经典与传统哲学。1942年，林语堂靠写作积成的财产有51700美元，这年他在纽约八十一街买了公寓。这段期间，林语堂的名望达到顶峰，成了美国知名人物。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在颁授林语堂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上，该校校长是这样赞扬他的：“林语堂一哲学家，作家，才子一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您以深具艺术技巧的笔锋向英语世界阐明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获致前人未能取得的效果。您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自惭愧。”

　　“我们期盼您不断以中英文表达人类高尚的精神、标准，那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鉴于您的卓越成就，艾迈拉大学得颁赠予您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备感荣幸。”

　　1942年，林语堂获新泽西州若特格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林语堂又获威斯康辛9j路艾特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该校校长称林语堂为“东方学者，世界文士，您具有国际思想，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您的卓越不凡的写作已使您在世界上成为非官方的中国大使。”至此，林语堂至少有四个博士头衔。

　　1944年，林语堂回国作6个月的旅行。他从美国迈阿密飞到开罗，再飞到印度加尔各答，经喜马拉雅山抵昆明，再到重床、桂林、衡阳、长沙、成都、宝鸡、西安等地：在重庆逗留期间，他先住在熊式辉家里，后住孙科家里，先后6次与蒋介石、宋美龄见面，尊访问大批国民政府要人。作为一个作家、学者，林语堂这时政治选择已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国民党一边。而被他所忽视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抗日业绩、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共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政策，已经受到西方国家的注意，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提摩尔、美国大使秘书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和谢伟思等，都对中共有好评，并且指责国民党及其军队士气低落、腐败无能、无心抗日。美国太平洋学会人士甚至说，国民党统治区是封建中国，而中共统治区才是民主中国。在此情况下，林语堂1944年归国之行，比其1939年归国之行招致国内舆论更严厉的批评，当年，林语堂回美之后，又出版了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著作《枕戈待旦》，这本书关于中国的报道，明显是为蒋介石国民党说好话的，所以，它招致中国国内以及美国舆论的谴责，老朋友赛珍珠也因此对林语堂起了疑心。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林语堂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大多重要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如黄嘉德译《生活的艺术》、徐诚斌和林语堂自己合译的《啼笑皆非》、徐诚斌译《风声鹤唳》等。

　　二战结束之后，1946年，中国许多作家、学者到美国访问或留居美国。这年老舍因《骆驼祥子》英文版被“每月读书会”特别推荐而到美国，曹禺、冯友兰、黎东方、黄嘉德等都到了美国，旅美期间他们成为林语堂家的常客。

　　1945年末，在其正当红的时候，林语堂突然放下写作的笔，开始了中文打字机的发明研究。发明中文打字机，是林语堂怀藏几十年的梦想。其实他大学毕业后，由英文教育天地转学国文母语时，最着魔、最见成就的就是汉字研究。但在那个年代，所谓中文打字机，尤其是这么一位大名人要来做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吃惊、令人不可思议的。

　　由于写了一连串的畅销书，1946年，林语堂已积累了10多万美元的财产，他以为用其中一部分来研究发明中文打字机是没有问题的。1931年他在英国绘制的打字机设计图还在，就在此基础上，他如醉如痴地投入了打字机研究发明工作之中。

　　要制造出一部人人不学而能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键盘。林语堂在此遇到的真正挑战，是汉字分类。或以形、或以声、或以形而兼义。古代有关汉字偏旁部首及音韵书籍极其杂乱，且缺陷明显，如《说文》、《康熙字典》、《正字通》、《广韵》、《集韵》等等。民国以来，学术界不满于古汉字工具书检索难的情况，曾有不少人试，图找出更方便快捷的汉字检索方式，如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梁任公、陆费逵、舒新城等，对此皆有论述。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是至今仍极显科学巧妙的汉字检索伟大突破。到1933年，国内学界大批学人提出了七八十种新的汉字检字归类方法，但是就汉字打字机说来，就是四角号码、五笔检字等方法，也无法实现键盘化。

　　经长期苦苦摸索，林语堂提出了上下形检字法，这种方法取字之左旁最高笔形及右旁最低笔形为原则，其特点是不为笔顺所困扰。根据l二下形检字法，他最终发明创造出了汉字打字机的关键部分即键盘。这种键盘共64个汉字根键。打字机制成高9时，宽14时，深18时，字模铸在6根有6面的滚轴上，每个汉字只打三键，备字7000。这架打字机采取了用窗格显示有同首末笔的办法，这是电脑问世之前非常了不起的发明。为了制造汉字打字机发明样机，林语堂到唐人街请人排字铸模，到纽约郊外一家小机器，厂为打字机制造零件，并请了一位意大利籍工程师帮助解决机域方面的问题。

　　因为工序复杂，全部零件均需以人工制造，费用开支比林语堂当初想像的大得多，十几万美元用完之后还不够，他向朋友卢芹斋借钱，并向银行贷款，最终才得以完成样机制造。1946年4月、17日，在这打字机的全部技术问题得以解决之后，林语堂请律师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专利，专利书长达八万多字，附有39幅图纸。1952年10月14日，美国专利局批准了林语堂的专利申请，专利名称为“明快打字机”。

　　1947年5月22日上午，林语堂终于从工厂里抱回那台打字机。这中文打字机的字根拼组方法，有类似英文打字机的便捷，初学者看了简单说明书就能操作打字，虽然它使林语堂用尽积蓄并背上一身债务，但总算是发明成功了，而且还是非常不简单的发明。

　　但是“明快打字机”的推广非常艰难，一波三折。五十年代人们对于“明快打字机”这种极具自动化科学意味的东西，还充满怀疑排斥心理，那时在美国中文也没有地位，所以美国厂商不愿生产这打字机。1947年夏天，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曼哈顿办事处终于对这打字机有了愿意了解的意愿，可是林语堂父女在为该公司十几位高级职员作打字示范表演时，这打字机偏又在节骨眼上出了机械故障，按键没有反应，林语堂只得向该公司临场职员道歉，非常尴尬地退场。回家后请来机械工程师检查，原来只是没有装好，几钟就修好可以打字了。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曼哈顿办事处演示打字考败的第二天，林语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传自己的专利发明，因为他是当红大作家，各大报以大篇幅刊登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林语堂家还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去参观这打字机。当时任民国政府“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何应钦，也去参观，并肯定这打字机比当时所有的其它中文打字机高明。语言学家赵元任在林府参观后写信给林语堂说，“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著见同类上下形的八个字在窗格出现……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正在纽约访问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参观后也说，“我对这部打字机的简易打法非常惊奇。这不但是中文打字机的改良，而且是极有价值的发明。”

　　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华人也纷纷向语堂表示祝贺。但是尽管好评如潮，无论是中国国内和美国，就是无人愿意制造这打字机。

　　林语堂的发明未能推广应用，对他的打击不小，同时他也因此成为引人注目的打字机发明人。1948年5月18日，默根索拉排字机公司与林语堂签约，由林语堂为该公司研制一种打字机，为对两年以内，该公司每半年支付林语堂5000美元研究费。1951年9月6日，林语堂又与默根索拉公司签约，将“明快打字机”的专利以15000美元，卖给该公司，该公司如果制造这种打字机出售，每部付给林语堂5％的版税。这时，美国空军正在从事研究华英翻译机，经多方咨询，他们确定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键盘可解决华英翻译机的键盘难题。

　　1965年，美国人终于制造出了电子华英翻译机所必用的“输入”中文打字机，此机能打10500汉字，同时可打出穿孔纸带，可为一切电传机之用。默根索拉公司由于允许IBM和爱特克公司使用“明快打字机”键盘，根据合约付给林语堂10000美元的版税。

　　电脑时代的到来，不仅未否定林语堂当年“明快打字机”的发明，反而显示了它的科学性与广泛应用的巨大生命力。80年代电脑开始普及以来，中文打字机的机械方面的问题都免了，中文电脑的主要难题是“输入”，也就是汉字检字问题。电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汉字输入越来越方便，迄至今天世界上已经有了数以百计可行的电脑汉字输入法，但是要学会这方法却非易事，就是现在最普遍采用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也须通过专门培训和长久练习才行。而以图形输入为主的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及其“明快打字机”键盘，则可使初学者几个小时内就掌握输入技术。1985年，台湾神通电脑公司获得林语堂女儿的授权，应用林语堂的“中文上下形检字法”，并以“两个钟头学不会请吃一碗牛肉面”的广告宣传方式推销产品，市场反应良好。这时，林语堂已过世九年，自己的发明最终在电脑时代的电脑键盘输入难题上发挥作用，这恐怕是林语堂生前未曾料到的。

　　1948年，林语堂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林语堂卖掉纽约的公寓和家私，以还一部分债务。因为他积欠所得税30000多美元，未完税不得离开美国，他只好又向友人卢芹斋借钱，并领了《苏东坡传》的部分版税，缴清欠税之后才得以前往巴黎就任。

　　在巴黎，林语堂结识了李约瑟，并且成为好友。现在中国人都知道李约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的作者。1948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尚在最初写作阶段，那时的李约瑟，是以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近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的身分出现在国际科学界的。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在巴黎成立了联合国教育和文化组织（UNECtO），其首任总干事英国生物学家尤里安?赫克斯利，是李约瑟的老朋友。李约瑟知道该组织成立消息之后，给赫克斯利写信，认为应当在“教育文化组织”名称中加上科学（SCIENCE），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UNSECO）的由来。二战结束之后，赫克斯利从巴黎给在重庆的李约瑟拍电报，请他出任教科文组织下属的科学处处长，1946年3月，他在完成英国政府援华使命(1942年开始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之后，离开中国来到巴黎就任新职。林语堂到巴黎后，住得离李约瑟家很近，且同在教科文组织工作，李约瑟经常到林语堂家吃饭，与林语堂讨论学问。林语堂夫妻与李约瑟及其助手鲁桂珍有时还结伴到巴黎郊外游玩，在旅馆里住下来打桥牌。1948年末，在任职两年之后，李约瑟辞去教科文组织的职务，回到英国剑桥，开始集中精力从事SCC（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写作。不久之后，林语堂也以教科文组织工作太繁重，感到疲劳不堪为由辞去职务，从巴黎搬到法国南部坎城卢芹斋的别墅小住，重新开始写作。位于山坡上的卢氏别墅叫做“养心阁”，面临地中海，能看得见地中海海水的闪光。这依山临海的别墅，具有悠然宁静的优美环境，林语堂口含烟斗，在海光山色中享受与自然浑为一体的时光。

　　在法国坎城，林语堂写了《唐人街家庭》、《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等书。因为他夫人廖翠凤嫌那里太冷清，又挂念在美国的女儿，所以不久他们一家又搬回纽约。住在78街。回美国之后，林语堂与其女儿太乙合伙创办了文艺性《天风》月刊，他自任社长，太乙负责编辑与印刷发行等一切事务，特约撰稿人有胡适、简又文、谢冰莹、黎东方、李金发、沈有乾、高克毅、陈香梅等名家。但是此刊办了，一段之后并不怎么成功，太乙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就停刊了。

　　1951年，林语堂出版了《寡妇、尼姑、歌妓》，这是节译老向《全家庄》、刘鹗《老残游记二集》内容，加上改写《杜十娘》一书而成的作品。1952年他又出版《英译重编传奇小说》，该书收唐代著名传奇20篇，并以现代西方短篇小说方式予以改写。1955年他又出版《朱门》，这是描写回疆故事的一部小说，与《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构成三部曲，此书又成为高踞排行榜的畅销书。

　　1954年10月，应新加坡华侨界之邀请，林语堂带着全家去新加坡就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由于各种原因，林语堂到职半年便离开新加坡重回法国坎城居住。

　　林语堂从骨子里厌恶大城市生活与都市名利场的争斗及人际的虚伪功利关系，所以每在纽约住几年之后，就会搬到法国坎撼这种相对清静地方来安静心情。又由于他的夫人不喜僻寂生活氛围和他自己特殊的身分与事业之需要，他不得不重回大都市去生活居住。

　　1955年，他出版的小说《远景》，描写的是一个乌托邦，其情景正是他所企望的理想生活世界的写照。1957年，他又出版了《武则天传》。

　　1959年，林语堂出版《信仰之旅》。此书是总结介绍他自己的人生信仰历程的，他说：

　　“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即相信人有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而只要知识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观察二十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教徒，在我小时候，家庭充满纯朴的基督精神，人人彼此相爱。我到上海人大学时，本来是要攻读神学的。但是教条神学的花言巧语使我难以接受，我虽然仍相信上帝，但我背弃了教会。

　　……儒家重礼、忠、敬，从而对人生持有虔敬的态度；相信智力，相信个人可以自己靠教育而趋于完善。我接受了这些类似欧洲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但是我发现，人类虽然日益有自信，却没有使他变得更好。人越来越聪明，但也越来越少在上苍之前的虔诚谦恭，人虽在物质上。科技上进步，但他的行为也可以和野蛮人差不多。

　　我开始感到不安。我对人文主义的信仰逐渐减低，我自问，有没有能够使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心悦诚服的宗教？

　　东方有东方的超卓的道德教训和宗教制度，例如佛教和道教可是我在这两种宗教中没有找到我需要的解答。

　　我好象初次悟道一样，重新发现耶稣的教训是简明纯洁得无以复加……

　　上帝不再是无形的，他经由耶稣变成具体可见了——这就是完整、纯正的宗教，而不是假设的宗教。没有别的宗教令人具有这种对上帝的亲切感受。建立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基督教独有的性能。”

　　1958年10月，林语堂夫妻应邀回台湾，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在台湾停留半个月，与台湾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蒋介石及宋美龄还在士林官邸会见了他们，与他们大谈《红楼梦》的译述问题。

　　1962年，应台湾当局之托，林语堂以民间“亲善大使”之身分，到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秘鲁、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等国旅行演讲，替台湾当局作国际宣传。

　　1960年，林语堂出版《古文小品译英》。1961年他又出版了《红牡丹》和《帝国京都：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后者是一部图文并茂的美术书，在其著作系列之中别具一格。1965年2月10日开始，林语堂应约为台湾“中央通讯社”写“无所不谈”专栏，每月4篇。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及美洲共有20多家报纸同时订用刊出“无所不谈”专栏文章，林语堂共写了180多篇，这专栏是当时华文报刊最吸引人的专栏之一，拥有数以百万的读者。1974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无所不谈》单行本。

　　1964年，林语堂出版《逃向自由城》英文版，其后台湾“中央社”译发了中文版。

　　1965年，林语堂夫妻再次回台湾。这次回台湾，比前次回台受到更高之礼遇。“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在台北“自由之家”为他们设欢迎酒会，台岛上政要名流几乎都到会捧场。“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也在台北“故宫”宴请他们，蒋介石则在南部接见他。尤其是台湾通行的闽南话，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到亲切的闽南。乡音，使他们倍感欣喜。于是林语堂决定不再去美国，在台湾定居下来。

　　蒋介石知道林语堂要定居台湾，曾想叫他出任“考试院”副院长之职，但他没有接受。后来，蒋介石又决定为林语堂建造一幢别墅，林语堂接受了蒋氏的好意。这房屋位于阳明山士林区永福里（今仰德大道），是依山而建的，有朱门、白墙、花园、回廊、小院、鱼池、草地，林语堂自己亲自设计了这幢古意悠然的别墅。

　　回到台湾，林语堂自然又成了社会名流圈中的不可或少的一分子。大批老朋友之外，又交了许多朋友。黄季陆、罗家伦、吴大猷、刘绍唐、查良钊、蒋复璁、李济、张大干、钱穆、谢冰莹、钱思亮、黎东方、叶公超等都是林语堂经常往来的朋友，他夫妻两家林氏、廖氏家族的大批亲眷也在台湾，使他再也没有在国外的孤寂感。蒋经国也多次到林语堂家拜访。平时台湾各界常邀请他去演讲，文学艺术界人士还在台北专为他举行过“幽默之夜”晚会。回到台湾，他似乎倍感幸福和快乐，在“无所不谈”专栏中，仿金圣叹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写了一篇极具幽默性灵的《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一、华氏表九十五度，赤膊赤脚，关起门来，学顾千里裸体读经，不亦快哉！

　　二、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

　　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

　　四、无意中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打抱不平，声泪俱下，不亦快哉！

　　五、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筷哉！

　　六、赴酒席，座上都是贵要，冷气机不灵，大家热昏昏受罪。却都彬彬有礼，不敢随便。忽闻主人呼宽衣。我问领带呢？主人说不必拘礼，如蒙大赦，不亦快哉！

　　七、看电视儿童合唱。见一小孩特别起劲，张口大唱，又伸手挖鼻子，逍遥自在，不亦快哉！

　　八、听男人歌唱，声音慑气发自腹膜，喉咙放松，自然嘹亮，不亦快哉！

　　九、某明星扮武侠，眉宇嘴角，自有一番英雄气象，与众不同，不亦快哉！

　　十、看小孩吃西瓜，或水蜜桃，瓜汁桃汁入喉咙兀兀作响，口水直流胸前，想人生至乐，莫过于此，不亦快哉！

　　十一、什么青果合作社办事人送金碗、金杯以为二十年纪念，目无法纪，黑幕重重。忽然间跑出来一批青年，未经世事，却是学过法律，依法搜查证据，提出检举，把这些城狐社鼠捉将官里去，依法惩办，不亦快哉！

　　十二、冒充和尚，不守清规，奸杀女子，闻已处死，不亦快哉！

　　十三、看人家想攻击白话文学，又不懂白话文学；想提倡文言，又不懂文言，不亦快哉！

　　十四、读书为考试，考试为升学，升学为留美。教育当事人，也像煞有介事办联考，阵容严整，浩浩荡荡而来，并以分数派定科系，以为这是办教育。“总统”文告，提醒教育目标不在升学考试，而在启发儿童的心智及思想力，不亦快哉

　　！     十五、报载中华棒球队，三战三捷，取得世界儿章棒球王座，使我跳了又叫，叫了又跳，不亦快哉！

　　十六、我们的纪政创造世界运动百米纪录，不亦快哉

　　！     十七、八十老翁何应钦提倡已经通用的俗字，使未老先衰的前清遗少面有愧色，不亦快哉！

　　十八、时代进步，见人出殡用留声唱片代和尚诵经，不亦快哉！

　　十九、大姑娘穿短裤，小闺女跳高栏，使老学究掩面遮眼，口号呼“啧啧！者者！”不亦快哉！

　　二十、能作文的人，少可与谈。可与谈的人，傲起文章又是一副道学面孔，排八字脚说话。倘遇可与谈者，写起文章，也如与密友相逢，促膝谈心，如行云流水道来，不亦快哉！

　　二十一、早餐一面喝咖啡，一面看“中副”文艺的方块文学，或翻开新生报，见转载“艾子后语”，好象咖啡多放一块糖，不亦快哉！

　　二十二、台北新开往北投超速公路，履险如夷，自圆环至北投十八分钟可以到达，不亦快哉！

　　二十三、家中闲时不能不看电视，看电视，不得不听广告，倘能看电视而不听广告，不亦快哉！

　　二十四、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

　　1967年11月，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二届年会在台北举行，林语堂应邀到会作题为“中国常用字之推行”的演讲。会后“报协”成立了新闻常用字整理小组，并根据林语堂所提出之“整理汉字草案”，制定了三千新闻常用字表。

　　1968年初，林语堂被聘为《国语日报》董事。同年6月，林语堂应邀出席国际大学校长协会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二届大会，林语堂在会上作了以《促进东西文化的融和》为题的长达40多分钟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诸多显著的差异，但是“如果东方民族能对科学真理及政治民主养成更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西方哲学能跳出学究式的理论圈子而重返于人性社会及生活范畴，则东西文化更易于融合。这种融合的文化，将大有助于人类建立和平、合理生活方式的社会。”这是林语堂关于东西方文化特性及其发展研究的极其精到的重要结论，显然他已深刻把握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各自特质及其矛盾。在六七十年代，从理论高度系统全面阐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演进问题的专论虽然不少，但如林氏这样深刻见地者却并不多见。

　　1969年，林语堂继罗家伦之后出任“中华笔会”会长。1970年6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在台北召开，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作家出席大会。林语堂致开幕词说：“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但也不必忧愁。如果怀疑自己的文化，就绝不能继续存在”。他认为，作家必须“分辩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时尚，存古创新，坚定地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抵抗各种邪说的狂风。”同年7月末，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林语堂以贵宾身分被邀出席这次笔会，大会的主题是幽默。作为世界公认的幽默大师，这个会议主题似乎是专为他而设的，使他成为大会最受注意的人物，不少国家的作家以能在大会上见到林语堂而深感荣幸。

　　1969年8月9日，是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日，林语堂送给廖翠凤一个刻有“金玉缘”三字的金胸针和一个刻上了著名诗篇《老情人》的勋章。

　　1967年春，香港中文大学聘林语堂为研究教授，主持《当代汉英辞典》的编纂工作。编纂办公室设在台北双城街，有一个工作小组负责资料收集、查核、抄写等事务。在此之前，比较通用的汉英辞典有两种，一是1892年由翟理斯编的《汉英辞典》，一是1932年由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几十年后它们都已显得过时而不足以应付需要。编写一部新的汉英辞典，工程浩大，需大量人力财力。这一工作得到太古轮船有限公司、利希慎置业有限公司和星采报业有限公司、金山轮船公司、《读者文摘》等赞助。原定三年完成，但因工作量太大，为时五年才告编竣。于1972年付梓出版。

　　从美国回台湾定居之后，进入晚年的林语堂，诸事顺遂，家庭平安，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倍感福乐。但是因为《当代汉英辞典》的编务太繁重，他这人干事又极致顶真，连续几年非常紧张劳累地赶工，年届七十六岁的古稀老人终于在辞典即将编成之际得了轻微脑中风，突然感到眼睛模糊看不清书卷文字，面红如朱，嘴巴也有点歪斜，这情形吓坏了他的夫人廖翠凤，她赶紧送他去医院。幸好发现得早症状尚未暴发，住院治疗几天后，林语堂没事出院了，又投入到辞典编纂之中。两个月后，就在辞典编成、林语堂想携妻到欧洲旅游、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如斯在台北故宫自杀身亡，这噩耗给林语堂和他的全家带来沉重打击。开始林语堂尚能克制白持，往香港打电话给二女儿太乙，还说“你姐姐今天早上自杀了。你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妈妈。”可是当太乙、相如及女婿黎明赶到台北时，林语堂却扑在小女儿相如身上痛哭不止。

　　处理如斯后事之后，林语堂夫妻被住在香港的两个女儿接去香港居住。可是廖翠凤因伤悲太过，在飞抵香港时，突然晕倒在机场，惊吓得一家魂飞魄散，幸好一会她醒来了，但从此之后她就成了少言寡语、冷心厌世的样子，还患上了恐怖症。林语堂虽然坚强些，但也一下子老衰了下去，连茶杯也拿不稳、茶滴得满胸，见了朋友好像不相识那样，其境况与其夫人差不多，身心均垮了。后来林语堂又因大吐血住院，医生说是身心过度疲劳引起的。这次住院之后，林语堂得到恢复，而他夫人则成了怪脾气的老妇人似的，如不再讲国语、英语，只讲厦门话，视女儿女婿如客人，行为怪怪的，林语堂和两个女儿只好尽力安抚她，期以平复她那遭到重创的痛苦心灵。

　　1972年10月，耗费了五年工夫的《当代汉英辞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这部厚达1800页的巨卷，林语堂自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感到非常高兴。

　　1975年，世界笔会第四十一届大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推举为该会副会长。这年他80岁，这是除印度光诗南、日本川端康成之外，亚洲作家中荣任此职的第三人。同年，他还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75年，林语堂以英文撰写出版了《八十自叙》一书，叙述他的生平思想。耄耋之年，追怀往事，有条不紊；阐述观点，简约鲜明；信笔挥洒，无拘无束；思想触角与情感更深沉浑厚，但照样幽默性灵，爽爽闲谈，如与密友话家常，全书情理文墨之致，令读者无限感慨。

　　美国波士顿西门斯学院图书馆学专家安德森，曾为亚美出版公司出版的《八十自叙》做了一份林语堂著作年表，在该年表前安德森说：“他一身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只要将他的著作读上数页，谁也会觉得与高人雅士相接，智者之言，新切有味。其思想合理中节，谦虚而宽容，开朗而友善，热情而明智。其风度，其气质，古之仁人，不能过也，其写作著述，机智而优美，巧慧而闲适，不论涉及人生任何方面，莫不如此。于人生则因林见树，由大识小，辩别重轻，洞悉本末。若寻一词足以形容林氏，只有‘学养’一词。若谓文化人中之龙凤，林氏当之无愧也。”

　　1975年10月10日，香港的一批朋友为林语堂八十大寿在利园酒店为其设庆寿宴。13日，台北学术、文化、艺术、新闻等10多个团体，在大陆餐厅举行盛大茶会，庆祝林语堂八十大寿。《华冈学报》出版《庆祝林语堂先生八十岁论文集》，内有宋美龄、张群、蒋纬国、钱复、蒋复璁、曾宝荪、马星野、谢冰莹等人的贺文。同年底，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安德森编纂的《林语堂精摘》出版，林语堂为此书作序说：“我喜欢中国以前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古人没有被迫说话，但他们心血来潮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谈论重大的事件，有时抒发自己的感想。说完话，就走。’我也是这样。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

　　1976年3月26日22时10分，林语堂因心脏病突发、冒出血等综合病症不治而在香港玛丽医院逝世。其灵柩接回台湾时，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台湾“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中央通讯社”、《国语日报》、“中国文艺协会”、“中国语文协会”和开明书店等团体联合为林语堂发丧。4月1日下午，在台北怀恩堂举行林语堂追思会，许多台湾当局政要与各界友人出席。

　　林语堂的遗体安葬在台北市士林区仰德大道二段14l号，也即阳明山林氏宅园。

　　1985年，廖翠凤将阳明山宅园及林语堂藏书、作品部分手稿等赠给台北市政府。当年五月，这里成为“林语堂纪念图书馆”对公众开放。

　　1987年4月8日，林语堂的夫人廖翠风在香港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