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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晋女作家群像——走近“山西写字的女人”

　　

　　上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

　　

　　烽烟战地她弥香

　　

　　代表人物：王樟生、段杏绵、郁波、李霞裳等

　　

　　黄土高原上，有这样一群女人，她们爱墨汁胜过爱胭脂，爱文字胜过爱美貌。在一个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她们挑灯夜战，舞动着手中的笔，冒着憔悴的危险，用一个个古老的方块汉字，书写着心底的声音。她们的华章，为黄土高原平添了许多妩媚和靓丽。难怪作家韩石山惊呼：在中国，女性更适宜于文学写作！

　　

　　被关过牛棚的“飞毛手”  王樟生

　　

　　在战时儿童保育院长大的王樟生远离亲人，只能通过写信诉说思念之情，往来的信件练就了她对文字的敏锐。中学时，在教会学校里，她开始接受《圣经》和文学经典的熏陶。高二那年，她和进步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巧的是，在街上正好碰到了当时已担任湖南省保安副司令的父亲。父亲问她在干什么，她说，“游行呢，反对你们。”父亲宽容地一笑，并未责怪她半句。后来，父亲去了台湾，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1954年，因父亲从海外辗转寄来一封信，当时，与台湾通信会被打上“反革命分子”的称号，母亲因此被抓走判了刑。这样的家庭出身使王樟生想去人民日报当记者的梦彻底破灭，她被分配到太原第一化工学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

　　

　　后来，王樟生调到火花杂志社。1959年，她与编辑李霞裳一起，采访写作了游记作品《同蒲风光》。1960年，又被派往李顺达、申纪兰的家乡平顺县西沟采写公社史。这一时期，她写了《给一群四川姑娘》《青春颂》等诗歌，被公认为是写得又快又好的“飞毛手”。

　　

　　然而，王樟生终究没能逃过“文革”的浩劫，她成为非党群众中惟一被关过牛棚的女性。直到改革开放后《太原文艺》恢复办刊，她才重新回到编辑岗位上。这一时期，她写了一批为知识分子正名的作品，如报告文学《国际悲歌歌一曲》《环行路上》等，在当时颇具影响。

　　

　　改革开放后，王樟生当上了省政协委员、省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女作家联谊会会长。奇特的经历成为她笔下丰富的创作资源，根据她父亲当年救过的一个叫平井荣三郎的日本人的故事，她写了《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奇遇》。在她的牵线和引荐下，平井荣三郎二十余次率团访问中国，为山西、湖南、东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1992年，王樟生到美国探亲时偶遇陈香梅，谈起父亲曾救过飞虎队一名飞行员的事，陈香梅很激动。在王樟生的努力下，大陆先后出版了陈香梅、陈纳德回忆录系列图书《陈香梅散文》《一个女人陈香梅》《一千个春天》等。

　　

　　1995年，王樟生到台湾为先父扫墓，并与阔别多年如今生活在台湾的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同学相聚，根据这段“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经历，她写了散文集《相逢在台湾》和纪实小说《流亡童年》。目前，王樟生和女儿王湄已和马英九取得联系，正在创作和改编同一题材的电视剧剧本。

　　

　　丁玲亲自为她操办婚礼   段杏绵

　　

　　段杏绵是一位1944年就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她当过小学教员，担任过冀中军区九分区文艺工作队宣传员，冀中党委群众剧社演剧队演员。从1949年她就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地下小学》，长篇纪实文学《刘胡兰的故事》，短篇小说《新衣裳》《临时工作》《我和爱人》，报告文学《闻喜有个小罗成》《文盲大闹海子湾》《一个自强不息的女性》《第一次军事旅行》等。她还是一位资深编辑，先后在中国少年报、火花、汾水任编辑部主任、图书编辑部副主编、编审等职。

　　1950年，段杏绵和作家马烽经人介绍相识，当时，丁玲帮忙将她从河北调到了北京，并亲自主持操办他们的婚礼。他们是文协成立以来第一对办婚事的新人，文友们纷纷送礼物表示祝贺。康濯出面协调，谁家买洗脸盆，谁家买热水壶，谁家买枕巾，以免买重复浪费钱财。婚礼中有一项议程，是在他们的结婚证书和一块红绸子上签名留念，当时，住在文协机关的领导人沙可夫、丁玲、艾青，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肖殷，人民文学秦兆阳以及创作组成员和来宾们都签了名。丁玲开玩笑说：“你们结婚有这么多人证明，这最合法不过了！”可惜这两张有许多名人签名的结婚证书和红绸子后来在“文革”中被毁了。

　　

　　“文革”期间，马烽住了学习班，段杏绵则带着三个孩子被下放到山西沁水插队。那段插队生活，使段杏绵和当地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多年后，段杏绵故地重游，老乡们亲切地称呼她为“老段”；分别时，老乡们洒泪相送，段杏绵感动得热泪盈眶。

　　

　　举止娴雅名门之后  郁波

　　

　　1945年，17岁的郁波在一本《西行漫记》的影响下，于上海秘密加入了地下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上海解放前夕，她还差点被捕送命。解放后，她曾在上海市总工会办的劳动报当记者和编辑。1950年，被送到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

　　

　　1954年底，郁波随丈夫胡正来到山西，先后担任过山西文艺、火花、汾水的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职。著有小说《山村风雪夜》《一份批判稿》《侠女》；散文《回忆的浪花》《青春的光辉》；电影剧本《钢花红满天》等。出身名门的她，用老朋友韩钟昆的话来形容：“郁波年轻时，真够漂亮，体态丰满，举止娴雅。”

　　

　　积极进步胆识过人  李霞裳

　　

　　李霞裳，1927年出生于太原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幼年丧父。16岁时，李霞裳考入太原女师，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辍学后，她先后在铁路局、《复兴日报》资料室、育幼院等处供职谋生。资料室的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文学书籍和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洗礼的李霞裳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中，她还上街散发传单，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年关》《三八妇女节有感》等。

　　

　　1949年太原解放后，李霞裳进入山西公学读书。其间，被省文联的山西文艺杂志选中当了编辑。她和王樟生结伴，沿同蒲铁路从大同至风陵渡进行采访，合作写了系列散文《同蒲风光》，其中不少篇章被选入《现代游记选》，成为李霞裳文学生涯的代表作。她还与郁波合作编写了太钢的工厂史《钢城星火》、长篇小说《寒夜星火》等。她曾在火花、晋阳文艺等杂志社任编辑、副主编、编审等职，后于2005年病逝。

　　

　　珍尔/撰文整理

　　

　　现当代女作家

　　

　　“晋军”迭出她眩目

　　

　　代表人物：蒋韵、葛水平、小岸、孙频、李燕蓉等

　　

　　进入现当代，山西女作家更成为一个耀眼的群体，她们笔下佳作纷呈，频获全国大奖，不少作品还被介绍和翻译到了国外，为崛起的“晋军”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写作是寂寞的   蒋韵

　　

　　写作是寂寞的，寂寞而尊严，需要我们付出一生的激情和爱恋，尤其是女性写作者，其中的百种滋味，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万种艰辛，也只有我们自己咬牙承担；写作又是无限幸福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说道，“讲故事的人深深藏在我们每个人身心之中，编故事的人永远和我们同在。让我们设想我们的世界爆发了战争，发生了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想象的可怕灾祸……是我们的故事，是讲故事的人，将在我们被撕裂被伤害甚至被毁灭时使我们再造重生。讲故事的人、创造梦想和神话的人是我们的浴火凤凰，代表了最美状态中最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我想，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个文学写作者存在的最诗意的理由：我们与故事和诗同在，与温暖、与爱、与不灭的希望、与善和美同在，这是我们的宿命。文学，也许比人类本身拥有更永恒的生命。

　　一些襟怀   葛水平

　　

　　1983年，我考上晋东南戏剧学校，毕业前夕，晋城市上党梆子剧团正好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斩花堂》，需要一部分群众演员，我被选上了。

　　

　　“你不是唱戏的料。”葛来保说。葛来保是晋东南的剧作家，很有声望。他介绍我调进了上党戏剧研究院，说：“你好好写剧本，将来你就做剧作家。晋东南的剧作家里还没有一个女的。”我下了许多年工夫写剧本，其结果是自惭形秽，又开始偷偷写诗歌、散文、小说。

　　

　　2004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拿着发表了的小说叫叔叔看，他几天后叫我到他办公室说：“你不是唱戏的料，也不是写剧本的料，你是写小说的料。”叔叔接着说：“不管将来写出啥名堂来，你都该明白，你爸是个烧锅炉的，你不能像有家庭背景的人那样，人家是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个位置，不拨就瞎候着、空耗着，喝茶、读报、斗心眼、说淡话、打麻将，就算人家亏着欠着，人家有家底顶着。你啥都没有，连个好文凭都没有。你得照你爸的样子做，拉煤灰，填炭，烧锅炉，水开不开泡方便面的知道，泡方便面的知道你是谁了，你这块料算成材了。”我点了点头咬着后牙槽说：“我只能没有下眼皮，不能没有上眼皮，我决不抬高了眼去巴结人。”

　　

　　叔叔到底熬不过日子走了。走时，我和婶婶说：“让我尽一次孝，我要披麻戴孝送他到坟前。”婶婶说：“难得你有这份心。”我披麻戴孝扶棺送叔叔到他的坟前，一路上我想一些问题：棺材里躺着的这个人，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影响了我，我走到今天，是他让我明白我不是唱戏的料，他费心给我调动了工作，让我吃上了供应粮，少了后顾之忧，我扶他走阳世最后一程路，这一程太短啊，我回报不了他对我的恩情。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曾是一名女文青    小岸

　　

　　年少时，喜欢读小说。大人管我们手里拿的读物叫“闲书”，若是不完成作业，或者考试成绩欠佳，就会把罪魁祸首归咎于手里的“闲书”。轻则没收，重则“闲书”就有被撕毁的可能。父亲撕过我的闲书，那是一本姬小苔的言情小说。本是向同学借的，同学借她哥哥的，她哥哥也是借同学的……几易其手的那本书，最后毁在我的手里。

　　

　　那时候，只是单纯地喜欢读书，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自己拿起笔写作。最初写作，仅仅是出于一种倾诉的需要，渐渐热衷于写诗歌、散文、随笔，偶尔在小报发表个豆腐块，沾沾自喜，得意洋洋，浅薄地四处炫耀。

　　

　　正赶上一个文学恣意奔放的狂热时代，那年月，报刊上流行的征婚启事都不忘郑重其事地添上一笔：爱好文学。文学，多么崇高、神圣的字眼。谈恋爱，交朋友，文学青年也要比非文学青年受欢迎。在那样的氛围中，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学女青年。

　　

　　时光蹉跎，流水无情。文学的浪潮退隐了，文学的光环黯淡了。然而，“文学”这两个字，却如同指甲一样，根深蒂固地长在了我的身上。剪掉它，还会长出来，生生不息。

　　

　　满目疮痍中的赤诚相见    孙频

　　

　　我一直以为写作应该是触及人性的，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苦难和疾病的产物。现实中我是个安静的近于自闭的人，但是在小说中我能看到另一半自己，渴望的、悲悯的、桀骜的、温情与残酷并存的。我一直虔诚地感谢文字，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通道，让我能进入这个世界，也能从这里出来。我迷恋于编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在我半径十米的生活中决不会发生，这种补偿让我快乐地疼痛。

　　生活给我的感觉是艰辛，所以在我身体里最充沛的两个字是悲悯。我总爱写人性中隐秘的东西，我所要的、我所追求的也就是那一点点本质，生活的本质、活着的本质。现实中太多的逢迎、太多的屈辱、太多的做作一直让我深深疲惫，于是我便迷恋着这文字中的一缕真实，有时候真实得近于血腥。

　　

　　我喜欢人与人之间那点最微妙最真实的关系，对手的、知己的、情人的，我残酷地、温情地，有时候流着泪写他们，写他们内心里最苍凉、最温暖、最卑微、最执著的东西。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无论写得多么冷，我内心一直想表达的却是，哪怕一点温情，一点懂得。

　　

　　蒋韵老师曾在给我写的一篇评论中说了一句话：“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尽管生活满目疮痍，可她对这个世界，仍然抱着无尽的、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这句话让我读得泪流满面。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芙蓉花开   李燕蓉

　　

　　写小说居然快8个年头了。最初写小说，仅仅是为了能从办公室调到编辑部，能从烦人的表格里脱出身来，于是有了最初的几篇小说《3%灰度》《旧事征兆》《对面镜子里的床》。那一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刚生了孩子，心理、生理、家里所有的一切都处在重重矛盾之中。因为写那些小说，心里第一次有了被抚摸的感觉。

　　

　　年前，父亲去世了。在最无力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还是只有写日记才可以舒缓我的心情。因为日记从来都是不需要示人的，它有自由的空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写小说，居然不再那么 快 乐了，也许是太急于要表达什么了。

　　

　　父亲的离去，让我变得有些无所适从。好像整个人被剥离了出来，晾在那儿。身体也变得很轻很轻，好像随时会从地面漂移出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样的痛苦，也是第一次发现，文字的无力和画面的局限。

　　

　　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意即燕子衔芙蓉。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好听过，时至今日，因为心口疼吃中医开的药，里面居然有一味就是芙蓉花，医生特意嘱咐，用纱布包了慢慢熬，说它治心口疼。听着，我的心口又是一紧。

　　

　　父亲，在你走后，我毫无章法地回顾了8年来的写作。发现花开有时，却无尽，我只愿记得你见我最初时的样子，如同这写作一样，年轻、干净。

 

　　原载《三晋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