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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的陕西新诗（1949—1966）

 

　　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陕西诗歌一度曾呈现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诗歌的显著特点：（一）长篇叙事诗和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活跃、繁荣；（二）一些诗明显吸收了民歌的丰富营养；（三）一批诗人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引人瞩目的诗人有柯仲平、戈壁舟、王老九、胡征、玉杲、田奇、魏钢焰、峭石等。

　　柯仲平1950年任西北文联主席、西北艺术院院长，1952年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西安分会主席。建国后柯仲平创作数十首政治热情昂扬的抒情短诗，一些短诗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这些诗多发表在陕西地方报纸及《延河》、《诗刊》等刊物上，并先后收入多种选本。柯仲平1964年逝世，生前曾创作反映陕北红军的长诗《刘志丹》，未能定稿，柯仲平去世后，夫人王琳将其遗作遗稿编辑为《柯仲平诗文集·短诗》、《柯仲平诗文集·文论》（1984），遗稿整理为《浪中人》（1990），长诗没有再版。

　　戈壁舟建国后的创作进入了丰收季节，先后出版多部长诗和诗剧，其中《三弦战士》影响较大，该诗1953年完成初稿，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59）上，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以山歌联唱形式写成的十幕诗剧《山歌传》（1959）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受到普遍关注。他的政治抒情诗集《别延安》（1951）和《延河照样流》（1956）是他五十年代两本有代表性的诗集，建国初，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五十年代，戈壁舟创作相当勤奋，在诗艺上也曾做过一些有益探索。1995年11月，孙琴安在香港《大公报》以“从朴素无华到注意色彩”为题撰文对戈壁舟五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发表评论，认为“在戈壁舟所有的诗集中，《别延安》是最值得注意的。”文章说：“这里的诗都是诗人的亲身感受，风格大都简练朴素，是能够代表诗人的基本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并认为从戈壁舟1957年访苏归来后写的诗集《黑海赞歌》中，“可以看到他诗风正发生着变化，格调上也似乎轻快了一点，也带有一些节奏感，色彩也丰富了许多，”文章认为“对于一个当年追求朴素与自然，注意向民歌学习的诗人来说，现在能注意到节奏的轻快和色彩的组合，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一个诗人如果不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勇敢的探索，也是不会出现这种转折的。”

　　胡征建国初创作也进入了丰收季节，这期间先后出版《大进军》（1953）和《七月的战争》（1954）两部军事题材长诗和政治抒情诗集《主席台》（1954），刘伯承元帅亲笔为《大进军》出版题词，近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了这两部长诗，两部长诗不断得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洪桥称胡征这两部长诗“足以确立他在史诗上的地位。”李若冰认为五十年代是胡征“诗歌创作最辉煌的时期。”

　　玉杲（1919—1992）四川芦山人，五十年代出版多部诗集和两部叙事长诗，他1957年在《延河》发表的长诗《方采英的爱情》是其五十年代的代表作。田奇（1928—）山西忻州人，建国初出版两部诗集和两部长诗，长诗《苏艾兰》有一定影响。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吸收了民歌的营养，胡采称田奇的《拟花儿》“浅显中寄寓着深情，”“素淡中含蓄着一种质朴的美。”农民诗人王老九（1891—1969）陕西临潼人，建国前即开始快板诗创作，建国初，他的创作也倍受关注，他1953年参加全国第二届文代会，1960年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当选全国作协理事，先后出版《带组入社》（1954）等多部诗集，《王老九诗选》先后出版三种版本，胡采曾为之作序，他的《进西安》等诗曾传诵一时。

　　稍晚一些的诗人有魏钢焰、峭石，这两位作者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曾经是军旅诗人。魏钢焰1955年转业，曾先后出版《赤泥岭》（1957）、《草鞋进行曲》（1958）两部诗集，他歌颂雷锋的《你，浪花里最清的一滴》（1963）“给人们一种特别清新的印象。”（胡采语）峭石出版过诗集《白杨树和战士》（1958）、《麦苗青青》（1960）、《驰骋集》（1961）和长诗《崇高的人》等，在当时也有一定影响。

 

　　这一时期，沙陵、王平凡、徐锁、文大家、李正峰、白浪、艾路、毛锜、路萌、党永庵、张郁、小蕾（晓雷）等也都有力作发表。胡采认为：尽管这一时期作品存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差异，但它们也包含着许多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在延安老区延续下来，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得到新发展了的诗的战斗传统、革命风格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一时期“具有民歌风的新诗”占有不小份量，但所占比重最大的“还是那些不拘一格却自成风格的自由体新诗。”

　　在研究建国后十七年陕西诗歌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当时取得的成就，同时，应当看到，这一时期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和局限性。文艺评论家胡采在《陕西新诗选》（1979）序中曾对这一时期诗歌发表过十分精辟的见解。胡采说：一首好诗应有这样四个因素“诗意浓、语言洗炼、构思深、有思想深度。”认为这一时期“有的诗，包括这次选集中的某些诗”，“没有达到这样凝炼程度”，“有的诗，诗意不浓；或者，有些诗意，但构思不巧，写得有些臃肿和拖沓；或者，是有一定构思的，但缺乏思想深度，语言不够洗炼，诗的感染力不强。”胡采说：“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巧构思’这个问题来？因为从生活到艺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在于诗人必须巧妙地而又概括地进行艺术构思。没有优美的和恰到好处的艺术构思，即使有非常动人的的生活题材，也往往产生不出深刻感人的美好诗篇来。”并指出：“诗贵自然”， “诗贵自然的基础是真实，真实的生活内容，真实的思想感情。不能设想，失掉生活真实和思想感情真实的作品，会达到那种真正的贵在自然的诗的境界。”

　　

　　新时期的陕西新诗（1976—）

 

　　（1966—1976）十年“文革”期间，陕西诗歌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诗人遭受迫害，诗苑空前荒芜。“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终于打破了寂寞，恢复了诗歌说真话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为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复苏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胡采所说：“伟大的‘四五’事件，既预示着是一个旧时期的终了，也预示着是一个伟大新时期的开端。”

　　如果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分界，在此之前的两年称为“复苏期”或“准备阶段”，陕西新诗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当是1978年。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陕西诗坛才灌注了活力。如果从历史的高度把握新时期陕西新诗创作，我们不难于艰难与纡缓之中发现一股宏大的创作流向，那便是以反思、变革为标志，以真切的现实生活体验和真情实感为其本源和主调的现实主义流向，或可称为新现实主义流向。这一流向有别于一般偏狭表相的现实主义，勇敢地率先进入主体性表现领域，更加深刻坦率地打开自己的心灵，更多地体现出时代的忧患意识；这一流向不仅吸收了“五四”新诗的优秀传统，而且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审美特征诸方面都有了较多的创新，并以其作品和创作实绩为陕西诗坛赢得了应有的声誉。

　　新时期最初十年，首先令人欣慰的是一批老诗人的复出，他们有戈壁舟、玉杲、胡征、杜谷、魏钢焰、峭石、文大家、田奇、沙陵、王平凡等。

　　戈壁舟1979年调任西安市文联主席，同年，他在《诗刊》上发表了《老牛之歌》（片断），这是一篇以干校生活为背景的长诗。戈壁舟晚年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结合的较好的作品是收录在《延安诗抄》（1978）第五辑的《毛主席还在陕甘宁》（与安旗合作），这首诗回顾了如火如荼的边区生活，表达了诗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喜悦心情。

　　玉杲自五十年代因叙事长诗《方采英的爱情》招致批判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沉默。他1981年出版的诗集《红尘记》，除两首叙事诗外，大部分抒情诗均选自1978—1979年的新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真理赋》、《这不是墨写的》、《怀念冯雪峰》、《李慧娘》、《受难的美神》等。胡采认为玉杲新时期创作表现出“一种思想感情上的升华”，“从诗的立意、主题思想的形成，到整个诗的风貌和诗的韵味，都浓郁地渗透着生活哲理的光彩……”。

 

　　胡征1955年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业到西安，随即陷入“胡风冤案”而中断写作。1984年出版的《胡征诗选》不仅选入作者早期作品，而且收入作者1980—1982年的新作。胡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碾盘下的青春》、《望海》、《顽石歌》等。同年出版的胡征的诗学专著《诗的美学》是陕西新时期一部重要的新诗理论专著。这部专著从诗歌的鉴赏和创作两个方面阐述了诗美的本质，对诗歌的艺术审美发表了许多精湛的见解。胡征新时期创作领域较广，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认为胡征这一时期“无论是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都有上乘之作”，“晚年在美学研究及文论著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杜谷（1920——）南京人，四十年代诗作曾收入闻一多编的《现代诗抄》（1948），建国后，杜谷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期间，曾邀请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邀请魏巍主编《晋察冀诗抄》，并担任贺敬之《放声歌唱》等书的责任编辑，杜谷1961年下放西安，隐姓埋名近20年，1979年平反，入川赴任前，在西安写的《我的苇笛》是杜谷新时期的代表诗作。“这首诗，在形式上是诗人作品中罕见的格律体，而在内容上则是对诗人生活和诗的总结。（罗洛语）”

　　田奇新时期发表较早的是他的短诗《蛇》，这首诗显然采用了象征手法，这在田奇已往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沙陵新时期在诗艺上也曾做过多方面探索，他的《大漠驼铃》在题材的开掘上和表现手法上具有较多新意。晚近之作《里尔克》代表了这位诗人在诗艺上的新高。田奇的《田奇诗集》（1985）和沙陵的《归鸟集》（1985）、《隐形独白》（1999）表现出这两位诗人主体选择精神的强化。

　　新时期发表较早并引人注目的作品还有峭石的《四月五日哟》（1978）和文大家1980年5月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诗》。稍晚有王平凡的《情思》（1984）和《怀念》（1990）等。

　　新时期陕西中青年诗人较早展示新现实主义精神并在诗坛上为人熟知的作品有：毛錡的《司马祠漫想》（1980）、刁永泉的《往事与随想》（1979）、刘斌的《致诗歌创作者》（1979）、王式俭的《诗的自述》（1980）、商子秦的《我是狼孩》（1980）和渭水的《挂甲屯的爱和恨》（1980）等。稍晚一些有：高建群的《关于北方的沉思》（1984）、贾平凹的《一个老女人的故事》（1985）、刘新中的《矿山魂》（1989）等。中年诗人中，艾路、关雎的诗颇具新意。艾路1957年曾在《诗刊》发表组诗《抒情》，他是陕西建国后较早步入诗坛的中年诗人，也是我省五十年代鲜有的一位能够摆脱模式，进入文学本体的诗人。艾路的诗蕴藉深厚，文词清绮，注重意境和形象的创造；关雎的诗则情志深长，慷慨多气，具有遒劲的感人力量。

　　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中年诗人还有：梅绍静、晓雷、闻频、马林帆、王德芳、子页、朱文杰、杨绍武等。梅绍静文革后期曾出版叙事诗集《兰珍子》（1975），新时期先后出版《唢呐声声》（1982）、《她就是那个梅》（1986）等，她的诗多以陕北民间生活为题材，大都采用信天游的形式。晓雷文革前即发表作品，新时期初作品也多反映北方农村民风民俗，重叙事和描绘，语言平实。晚近作品视野渐开阔，语言渐趋活泼，如《阿娜克孜，我在找你》等。闻频文革中曾与路遥等出版诗合集《延安山花》（1972），他的诗重抒情，“带有更强烈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和情态”（刘建军语）。代表作有：《坟草青青》（1990）等。朱文杰早期“文化诗”语言平实，晚近转向空灵、冷峻，文字酣畅，崭露风骨，代表作有《雪花大写意》（1997）。中年诗人王宜振的创作也很勤奋，新时期先后出版《秋风娃娃》（1982）、《笛王的故事》（1998）等多部童诗集，为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做出了贡献。

　　1986—1990年，陕西新诗创作进入了收获期，我们高兴地看到诗人们经过了十年辛勤笔耕，已在荷镰收割，一本本诗集接踵而至。他们有：贾平凹的《空白》（1986）、子页的《雪魂》（1986）等、闻频的《秋风的歌》（1986）等、晓雷的《依依后土》（1988）等、王德芳的《绿雨》（1988）等、朱文杰的《哭泉》（1988）等、马林帆的《坎坷的河》（1989）、沈奇的《和声》（1989）等、刘新中的《山风流·水风流》（1989）等、商子秦的《回声》（1990）等、王式俭的《第一次的丁香》（1990）等、刘斌的《樱梅集》（1991）、谷溪的《我的陕北》（1991）、文大家的《大潮的回声》（1992）等、刘俊华的《屐痕集》（1993）、艾路的《艾路诗抄》（1995）等、李强华的《牧归》（1995）、王琰的《幽幽木樨花》（1996）等。

 

　　进入九十年代，陕西诗坛呈现多元化格局，这一时期虽未出现引人注目的作品，但仍有一些诗人崭露头角，他们有：耿翔、苑湖、洪溪河、秦巴子、鹏鸣、远村、杨莹、刘亚丽等。

　　同全国一样，在陕西，与现实主义诗歌同步的是现代主义诗歌（九十年代后称为“新生代”诗歌）。早期代表有胡宽、沈奇、杨于军等，后期代表有李汉荣、伊沙、李岩等。

　　胡宽（1952—1995）1979年开始现代诗创作，作品生前很少公开发表，代表作有《土拨鼠》、《受虐者》等。1988年曾有自刊本《开山鼻祖》问世，1992年出版的《陕西诗人四十家作品选》中选有胡宽的作品《追忆》。1995年10月胡宽旅行访友时猝然病逝。次年，亲朋好友集资为其出版《胡宽诗集》；1997年9月5日，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诗探索》编辑部在北京文采阁召开“胡宽诗歌作品研讨会”。与会者就胡宽诗歌创作的特殊现象、其作品的精神与艺术特质进行深入研讨，会议认为胡宽“是一位被当代诗歌史所忽略了的应该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重要诗人。”谢冕认为“胡宽面对自己和面对世界有一种近于绝望的无情，这是作为前卫诗人有异于人的深刻之处。”何满子认为，从胡宽作品中可以“读得出胡宽诗的严酷的人生追问，对现实揪住不放的恶魔般的固执。和那些活得不耐烦的玩世才子不同，胡宽并不蓄意要创造某种怪诞和玄虚。”（何满子《读胡宽诗的不解之解》）

　　沈奇（1951— ）勉县人，早期诗歌多为传统手法，题旨比较显露，1986年发表诗论《过渡的诗坛》，投入对第三代诗歌的推动与研究，并在《中国》等报刊发表《碑林和它的现代舞蹈者》、《暴风雨》等代表诗作，90年代潜心新诗理论与批评，并致力于台湾现代诗研究，先后出版《台湾诗论精华》（1995）、《台湾诗人散论》（1996）、《两岸现代汉诗评论》（2001）等，1999年9月，应邀赴台湾华南大学做系列诗歌讲座，同年发表《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等文章。他新近出版的《沈奇诗学论集》是“第三代”诗歌一部重要的理论专著。

　　杨于军（1965— ）成都人，曾用笔名黑子，1987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外语系，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87年《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曾发表其诗作《不是偶然》、《尝试》、《曾经》、《白色的栅栏》（五首）等，沈奇1988年在《社会科学探索》创刊号曾著文《静水流深——评杨于军和她的诗》。

　　关于如何界定和辨别现代诗歌，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他说：“首先，所谓现代诗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现代诗以追求西方的现代主义为目标，凡波特莱尔以降的西方诗派均为其取法的对象，至于诗体，则强调用散文来写自由诗。其间心灵用力的方向，早期则强调反浪漫的主知主义，后期却转而热中解放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不幸每沦于晦涩与虚无。广义的现代诗则无意自囿于如此‘横的移植’，却想在现代与古典、主知与抒情、超现实与写实之间有所取舍，并加融合。广义的现代诗似乎欠缺‘前卫性’，但今日回顾，却也较少‘后遗症’。”并说：“其实广义的现代诗从来没有否定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无论在主题或语言上均有相当继承……”。（余光中《当缪思清点她的孩子》）

　　应当看到，现在流行于诗坛的所谓“现代诗”，多数缺少维系文学生命的根，缺少对现实人生与历史深刻的感受；而现实主义作品敏锐地感受着大地上新的气息，表现出执着的批判意识与进取精神以及对更高人生价值的追求。诗人应当是与时代、与社会息息相关的。诗应当是诗人的“至诚之声”，是诗人自己“血的蒸气”。（鲁迅语）现实主义不是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鲁迅《诗歌之敌》）。纵观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预言：作为我国新时期文学审美先驱的诗歌，我们将看到她对历史做出自己应有的选择，看到现实主义诗歌在诗坛的复归。

 

　　壬午孟冬于西安

　　原载《陕西文学界》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