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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术的基本原理在于认为天人一致，人的生成、生理结构、生理功能与天相副，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顺应大自然的宇宙轨道，逆之则祸生命舛。孙思邈更进一步从医学角度阐述了这一相学理论。据《新唐书·隐逸》载，初唐“文坛四杰”之一卢照邻跟随孙思邈隐居太白山，一次，卢患了重病，百治不愈，便问诊于孙思邈，孙一边给他治病，一边讲了一通天理人事的学问：

 

　　

　　孙思邈生于581年，卒于682年，唐代著名医学家、道教学者。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精通老庄百家之学，尤精医学及阴阳、推步。他长期居住在终南山，不慕名利，闭门著作，为人治病，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以医学著称于世，但他对相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他对相术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医学原理揆之于社会人事，从医理上把握人的命运前程。

　　

　　“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蜕，天常数也。人之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为蒸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诊也；寒暑不时，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风雨其喘乏，川I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针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

　　

　　孙思邈认为，人的形体气色与天之和怒凝张都遵循同步一致的行程，都是以“阳用其形，阴用其精”为生命的构件和表现形式。阴阳之道是天地人事必须遵守的原则，不可有些微的偏离，否则，人体会发生热、寒、瘤赘、痈疽的疾病，以及喘乏、焦槁之类的症候；天地也会像人病一样发生不规则的运动。而且，人体的这种变化，一定会“发乎面，动乎形”，这既有利于诊治疾病，还可引用到相术方面的观察。

　　

　　照邻又问：“人事奈何?”孙思邈回答说：

　　

　　“心之为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日‘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日‘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

　　

　　因为人与天地同生同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事”自然离不开天地宇宙的运动规律，所以，中国的哲学、医学，乃至相学都非常重视天地、人事的关系，所谓“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孙思邈认为，在社会人事方面，心小胆大是至关重要的。心小，就是凡事要谨慎小心，不可莽撞浮躁，须认真审察思考后，才能行动；胆大，就是遇事要果断速决，如将领率兵攻城，稍有迟疑，就会坐失良机。胆大并不是蛮干胡为，必须以心小为前提。人的品行如果能达到“仁”、“智”的高度，其行为当为“地之象”，正直公允，不慕名利之诱，不为主持正义而内疚，“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韩非子‘解老》)；当为“天之象”，融会贯通而不偏执，看到时机成熟就立刻行动，不再作无谓的等待。心如明镜，遇物便了。

　　

　　把人置于天地宇宙之内，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必须遵循大自然的法则，这是相术最初的出发点。正如《太清神鉴·说歌》所说：“道为貌兮天与形，默授阴阳禀性情；阴阳之气天地真，化出尘寰几样人；五岳四渎皆有神，金木水火土为分；君须识取造化理，相逢始可论人伦。”人的身体内部的变化、疾病必然通过形体表现出来，这正如风雷电雨、山崩潮涨是天地运动的形态一样。通过形体进行观察，是中医诊病的第一步，更是相术的主要途径。因此，相术与医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医相同源之说并不过分。更进一步说，因为人作为群体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必然有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同样把伦理作为重要理论支柱的相术认为，人除了顺应大自然的法则外，还必须协调、遵守现实中的人伦标准。从以上孙思邈的论述来看，作为一个医学家，他深深知道形体气色之于诊病的重要性，但不仅仅于此，作为一个相术家，他更加明了，形体症候只是一个观察角度和手段，要准确地判断个人的命运前程，还必须把社会人事作为一个重要参照系。这是孙思邈作为一个大相师的独特之处。

 

　　孙思邈有这样高深的医理、相理造诣，他的看相实践因此而显得很“神验”。孙处约曾请他为自己的儿子看相，孙思邈逐个看了一番，说：“俊先显，侑晚贵，俭祸在执兵。”后来果然应验了。太子詹事卢齐卿还很小的时候，孙就说他。后五十年位方伯，吾孙为属吏，愿自爱”，这时，孙思邈的孙子孙溥还未出生呢。后来，齐卿当了徐州刺史，孙溥果然在他属下当了一个县丞。孙思邈的相术功夫，真是难以令人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