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 毛泽东何时因何事正式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

　　众所周知，毛泽东曾代表湖南共产党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共一大上，他担任会议记录，只作过一次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中共二大召开时，毛泽东正在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他本想参加会议，但却忘了会议的地点，又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结果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

　　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之约，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随后，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抵达广州，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

　　广东区委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小楼--春园（今广州新河浦路24号），安置马林、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中共三大筹备者。春园北面一百多米处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名恤孤院后街，这条街上的31号住宅（今恤孤院路三号），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街面，楼下南间是会议室，室内正中摆着一张已褪色的红漆长桌，两边各摆放一列长条凳，长桌两端是小方凳。由于屋子多年失修，所以显得十分陈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就是在这狭小而简陋的屋子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人，都是中共党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项英、林育南、刘仁静等。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仅有的432名共产党员，来商讨一件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即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出席中共三大的唯一的外国人，而首次国共合作的重大议题正是他最先提出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员，而且进入了由陈独秀等五人组成的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三大结束后，在春园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被推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担当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开始步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开始参与党的核心决策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可见，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后来，在中央局下面分设宣传、组织、工农、妇女各部，毛泽东同时兼任组织部长，握有实权。

　　有“为”才有“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固然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这两位党内权威人物对他的“赏识”有关，但是，从根本上讲，他在此前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和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是他成功当选的关键、是他成功当选的“资本”。

　　

　　从中共一大至三大的两年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积极从事建立地方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并且成绩卓著。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很快就与何叔衡一起开始了筹建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宣告成立。事实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个省级组织。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毛泽东与何叔衡又组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共有30名党员。在此前后，毛泽东又相继深入到长沙、安源、衡阳等地的各类工厂和学校，发展工人和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建立了党的各个基层组织。在工作作风上，他力戒空谈、不务虚名，深入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交朋友。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22年5月已经发展党员近30人，并分别在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和安源煤矿等地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其中，中共安源支部成立于1922年2月，可说得上是湖南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了。

 

　　中共湘区委员会建立后，毛泽东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大力开展湖南省的团组织建设工作。在6月7日至7月15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他连续三次写信给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汇报和联络有关团的建设工作。6月17日，他主持召开长沙地区团员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局关于加快发展团员的通告精神，改组了长沙团地委。6月20日，他又致信团中央书记施复亮，汇报了长沙团地委改组以及衡州、常德、萍乡、醴陵等地方团组织的建设情况，并就团干部的任期和各省分区建立地方团的执行委员会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根据中共一大确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他首先进行了争取湖南劳工会的工作，帮助其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1921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黄、庞二人商议劳工会改组事宜，并在《劳动周刊》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了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劳工会由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庞二人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按照产业或行业联合的原则，改组了劳工会的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黄爱、庞人铨逐步摆脱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领导发动和领导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并先后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深得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好感和赏识。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党的工作时，曾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曾谈到：

　　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定会卓有成效。在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一般说来，这些青年组织实际上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只有在长沙，我们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

　　后来他又在《工作记录》中记载《向导》周报的发行情况时写道：

　　周报顺利。七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

　　中共三大的主要任务是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因此，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如何，决定着中央领导成员的“上下”和会议代表的“取舍”。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层，无疑与他赞成和支持国共合作的态度有关。但是，他对国共合作的支持，主要是基于自己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斗争策略的抉择。

　　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时，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过“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即通过组织民众的力量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虽然他没能出席中共二大，但是，他对大会宣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的精神，无疑是了解的，并且在后来领导工人罢工的实际斗争中，积累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1923年4月，毛泽东在奉陈独秀之约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之前，曾在湖南自修大学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各派势力进行了深刻分析，既体现了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又反映了他本人的认识水平和基本态度。

　　抵达广州后，毛泽东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就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认为，为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有必要建立一个“严密的联合阵线”，“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

　　在中共三大上，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根据湖南工人运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工人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他说：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中共三大虽然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最终还是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次会上关于国共合作发生的激烈争论，既说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代表们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也反映出当时党内思想十分活跃、作风民主的良好状况。35年后，毛泽东在1958年3月10日成都会议上回顾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说道：“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1921年至1927年，虽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这也正好说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领导成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孔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国共两党为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都在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准备。而中共三大正是为此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而毛泽东恰是在这期间，表现出审时度势、急流勇进、大胆开拓的独特政治眼光和杰出的领导才干，使他第一次进入党中央的领导班子，预示着一代伟人即将诞生。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孙琳节选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