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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剿”到“封锁” 张学良的转变
张学良第一次见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竟然是秘密战线的李克农……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图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
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
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
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
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应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起步。
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
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
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
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
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
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
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
这个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
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
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25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25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
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26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
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面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
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一卜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
17日，芜湖青帮成立“清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秘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时校长，一时流浪汉，一时教师，一时军官，巧妙与敌周旋。
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底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克农临危不乱，及时将钱壮飞获得的警报转告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潜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
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
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
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情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口，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不仅改变了西北政局，还改变了中国历史。
公元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的统战工作，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工作。还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大敌当前，联合抗日成为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却背道而驰，亲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战争。西北友军不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了！
形势骤变，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东北军调兵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主动将延安让给共产党。
共产党由此得到陕北最大的城市延安。
延安从此成了共产党发家兴旺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时候，这块落脚地不过有延长、延川、保安等6座县城，游击区分布在陕北、陇东17县。陕北的县城，也就是个小镇子，一条街道、一个衙门（县政府），一间邮电局，一支保安队，五脏不全的一只小麻雀。
中央苏区曾是共产党最大的根据地，有15座县城，250万人口，但是，州府级别的城市，只是打下过漳州、赣州，住了没几天就撤出了。
西北苏区的规模本来就小得多，延安、绥德、定边、庆阳等专区城市又钉在游击区域之中，驻守州府的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发兵下乡扫荡。苏区的区长、县长，整天把大印装在兜里，随时准备“跑反”（陕北词汇，词义在转移与逃亡之间）。
没有延安的西北根据地，就像个不足月的胎儿，还没长出心脏。
这次获得延安，共产党的西北根据地就能够成人、出生、见天日了！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决定放弃延安。14日，张学良驾驶飞机到延安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带领叶剑英、李克农、曾山等人从瓦窑堡到达延安，周、叶、李立即乘机去西安，留下曾山接管延安。
曾山住进延安师范学校，迎面碰上教务主任林迪生。这林迪生在卜海时同曾山一个党支部，后来留学日本，再回到上海时中央已经撤离，接不上组织关系就来延安找党。
林迪生告诉曾山，张学良一走东北军就撤出延安了，留在城里的还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保安团，听说共产党的干部留住在师范，就打算夜里动手。曾山这个接管大员，又得连夜脱逃。待到17日红军大队赶到，曾山才扬眉吐气地开进延安。
这延安本是陕北交通枢纽。向南大路通往西安，西北走向定边、宁夏，东北连接绥德、内蒙。往来的商旅繁荣了这里的市集，延安城里街道纵横，商店、旅社、戏台、庙宇，应有尽有，还有高大的城墙环抱全城，活脱脱一座像模像样的城池。延安内外，四通八达的大路可行汽车，东门外还有飞机场，更使这里有了一些现代气息。
得到这样一座繁华城池，中共中央却并未搬入官衙，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选择了凤凰山脚的窑洞居住。
这窑洞是中国北方民居的一大发明。黄土高原土质密实，垂直切下土壁，向内挖个弧顶没事，安上门就可以居住了。这种建筑节省砖石，不用木梁，讲究的砌．卜石圈，也很体面。整个山体都是保温隔热层，洞内冬暖夏凉，而目，还是天然的防空洞。
从延河望去，延安城的砖瓦平房逶迤而上，一直连上风凰山脚的窑洞，那窑洞义一层层挖上去，活像巨大的楼房，这延安真是雄伟！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警察前面冠有“人民”二字，这个称呼是从何而来的？
1937年2月的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林伯渠担任主席，张国焘代主席。张国焘提出，既然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保卫局就应该取消。周兴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保卫工作不能取消！于是，决定把保卫局置于保安司令部之下，改称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对外不过是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处。下面各分区、各县还是叫保卫局，名头比上级还大。
特区政府“特殊”，情报保卫战线更是“特殊”，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当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万人。
保安处编制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无论对外级别高低，对内始终为情报保卫工作领导机关。周兴任处长、杜理卿任副处长，下设：秘书李启明，一科（情报科）布鲁科长，二科（侦察科）谢滋群科长，三科（刑事科）赵苍璧科长，四科（预审科）谭政文科长，五科（机关保卫科）陈复生科长，六科（治安科）刘护平科长兼任延安市公安局长，红军工作科副科长王太和，总务科长惠锡礼，保卫营营长胡友才。
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依然不能放松对国民党的警惕。
尽管陕北这里已经休战，河西走廊那边，国民党却没有丝毫放松对红军西路军的“围剿”。保安处立即部署延安周边防卫，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
保安处还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保安处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中国军队首次还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通电，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下令红军“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对日作战的指挥部。
1935年红军落脚陕北，首先是因为惟有这里才有自己人的地盘，其次也考虑陕北接近蒙古边境，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络。
时势造地势，这陕北，如今还真的成为出击日寇的最佳阵地！延安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直接出击敌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待得抗日战争胜利收复失地之日，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鞭长莫及，共产党就顺****得北方大量地盘。
不过，这延安虽属形胜之地，却也并非王道乐土。多年的战乱已使周边地区治安混乱。共产党要想在延安扎根，还得扎扎实实地治理。
延安城到处都有抗战英雄范仲淹的遗迹，驻扎这个地方，共产党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中共中央在延安抓普选、抓建政，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新政权的样子！
古老的延安城有了许多新单位，党中央直属机关、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西北局所属机关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局，共有机关单位200多个。
延安还成了文化中心，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如今有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边区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60多所学校。延安又迎来许多新居民，原来的1万多人很快膨胀到6万多人。
战乱之中的华夏大地，有了延安这个民主、自由、抗战的乐园，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纷纷来奔。可是，就在1937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延河河滩上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抗大女学员刘茜，死因是枪击。
女知识青年被杀案件，轰动了不大的延安城。保安处全力破案，很快从刘茜的私人关系中，查到交往密切的两个人，一个是小知识分子，一个是长征干部。
调查分析，小知识分子动手的可能性较小，而那个长征干部黄克功，有警卫员反映他的鞋子上有血迹。保安处秘密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发现有开枪痕迹，而且子弹同尸体上的弹头一致。经过讯问，黄克功供认不讳。
原来，黄克功曾与刘茜热恋，而且向社会公开，但后来刘茜要求分手。
那天晚上，黄克功把刘茜约到河边谈话，拔出手枪要求恢复关系，刘茜坚持不允，情急之中，黄克功开枪打死了刘茜。
谈恋爱不成就杀人？这种野蛮的犯罪行为，激起延安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愤怒，人们纷纷要求严惩黄克功。
按照职权，保安处负责提起公诉。可是，如何量刑又出现争论。许多人本来主张杀人偿命，没有二话。可是，当人们得知黄克功的革命经历，不免迟疑。
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上过井冈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攻打娄山关中立下战功，曾任团政委、旅政委、师特派员，也是一个保卫干部呢！因为情杀案件就杀掉一位红军英雄？就连一些知识青年也要求免于死刑，让黄克功上战场戴罪立功。
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是保安处长周兴的老上级，两人都为难。
难题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提笔写信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认为：功劳归功劳，杀人当偿命，不能因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为革命、为党立过大功，就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偿命。如果杀黄克功，确实有些惋惜，但是，“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10月10日，公审大会在陕北公学大院举行，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审判长，保安处副处长谭政文担任公诉人。黄克功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请求给自己一挺机枪，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宣判前，会场一片寂静，人们痛惜地等待这个红军战将的结局。
审判长庄严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临刑之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37年10月8日，边区政府发布第一号委任令，任命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兴兼任边区保安处处长。从此，保安处不再从属于保安司令部，而是成为边区政府直辖部门。很快，边区政府又宣布成立延安市政府，任命刘护平为延安市公安局长。
延安市局下设三个科，治安科科长杨开明，社会科科长由局长兼任，司法科科长朱化龙，警察队队长邹理智、指导员陈昌奉。堂堂的边区首府公安局，驻地只有棉土沟的五个窑洞四间平房和街上的四间办公房。
全民抗日的呼声之中，国民党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下令，各级议会统称人民代表大会。延安的警察，也称为“人民警察”。
这是世界上唯一加上“人民”二字的警察队伍。
国民党的警察经常欺负群众，因为身着黑色制服，被老百姓骂做“****子”！共产党的警察也有名声问题，执行肃反的保卫局在革命队伍中记忆尤深，尚不了解共产党的老百姓更是将信将疑。
但是，日本人帮忙了。
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延安这个偏僻小城也热闹起来，机关学校放假，街上行人众多。上午8时40分，宝塔山上的防空哨突然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延安早有防空部署，宝塔山上设立了防空警报，但没有雷达设备，全靠人眼望监视天空，仅有的两挺高射机枪也不能覆盖全部空域。所以，一旦警报钟声敲响，敌机已经到头顶了。
听到警报，满城的老百姓都往城后的凤凰山跑，山边有多处闲置的石头窑洞，可以作为防空洞。群众跑，警察不能跑。延安市公安局长王卓超立即指挥警察疏散群众。就在群众纷纷躲入防空洞的时候，六架日军飞机投下炸弹！
延安城四处起火，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爆炸，气浪把王卓超掀倒在地！
日军飞机终于走了，老百姓忧心忡忡返回家园。
多次遭遇战乱的延安人早有经验：没人看守的家产肯定会被洗劫一空。
到家中，群众惊喜地发现：各家的财产，除了轰炸中被毁的以外，完好无缺！店铺里面的钟表衣物金银首饰一件不少，三仙园饭馆卤肉大锅里的羊肉杂碎还在翻腾。人们纷纷打听：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敌机轰炸、群众跑反的时刻，延安市的人民警察依然坚守岗位。保安处的礼堂被炸塌了，可是，警察们都忙着保护群众财产，三个警察被炸伤依然坚持值勤！
延安的老百姓感动了，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警察？延安商会特地到警察队慰问，向每个警察赠送一个皮包、一条毛巾、一个口盅。
这天，毛泽东在凤凰山边的窑洞也被炸塌了，可是，毛泽东却非常高兴，因为听到延安的老百姓称赞延安的警察。他得意地说：“延安的警察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
人民警察的形象，昼夜矗立在延安的街头。延安百姓和陕北百姓心中认定：这共产党比李白成更有出息，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
毛泽东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的警察都叫“人民警察”，全国各级政府都叫“人民政府”。
周恩来刚出延安城就遭到伏击，警卫团几乎全体牺牲，毛泽东下达救援的死命令
1937年4月25口，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国际友人赠送的这辆卡车，乃是延安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
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随从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还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
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跑上几百公里。
车出延安城，首先到达三十里铺，这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再往南的甘泉县就是国民党的地盘。从延安到西安是居高临卜．，行驶非常轻快，出城50多里后汽车却费力起来。这是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
这大劳山，乃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自古以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就在这里遭遇埋伏，留+F干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15军团，也在这里被歼灭两个团。
卡车进入红白交界地区，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翻过山脊下行，这就进入甘泉县境了。卡车刚刚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听到枪声！
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通过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苇塘紧挨陡峭的沿湫山，右面的树林连接一带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
枪声不断从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冲过坝梁就可以摆脱伏击！司机老李加油前冲，对面坝梁又射来密集火力，轮胎被击破，司机倒在驾驶盘上，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周恩来立即跳下卡车，车上的战士正在还击。周恩来指挥：“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命令副官陈友才带警卫掩护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特务队阻击敌人。陈友才此时大腿中弹，无法行动，就指挥警卫员先行，自己掩护。
敌人发现这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挥，就把火力集中到陈友才身上，陈友才为了掩护周恩来，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
正面的坝梁和左侧的山崖不断射来子弹，周恩来果断决定从右侧树林突围。进入树林敌人就看不清目标，但子弹还是不停地倾泻而来，张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领子被穿了几个洞，所幸周恩来毫发未伤。
卡车处，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陈友才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保卫局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而来，个个英勇善战，但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
陈国桥自己率队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等人先撤，曹鸿都不愿撤，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
曹鸿都带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来，也只剩自己一人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后方的山坳，仍传来激烈的枪声……
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铺，在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
延安城顿时震惊！
警卫团长黄霖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已经集中了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
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
清凉山上的红军大学里，身经百战的学员无心上课，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过这种危险！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
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翘首远望……
焦急等待的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
黄霖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营救。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留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
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面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张云逸把密码销毁，把毛毯收起。这块毛毯因而成为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随后赶来的于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殓18具烈士遗体。
三十里铺的周恩来，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才和黄霖乘马返回延安。
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
周兴却难辞其咎！
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使得中央保卫工作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周兴必须保证延安的安全！
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
这里自古以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不知何时，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于是成了“延安”。中国人总是期望安全，不少城市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安”字，陕西有西安，山东有泰安，四川有广安……
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生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
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铲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
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佳县红5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81师高文瑞率领90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鸿鹏率领20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
最为严重的是三边事件，三个警卫连长率队发动叛乱，杀害特委书记谢维俊。谢维俊就是当年江西苏区的“邓、毛、谢、古”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长征后刚刚得到起用。
周围不安，延安城里也不安生。
延安原有的惟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焦点。
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老师孙铭勋、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
红军接管延安后，林迪生接上组织关系调到教育部工作。延安师范学校由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校长，廖承志、朱光担任政治教员。
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极强，丁玲讲的文学课，看笔记就是一篇文章，徐特立讲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猴子变人，自己四脚在地上爬！
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党、团支部。国民党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要求派遣校长。延安市委就此请示，毛泽东说：“两党都能合作，一个学校还不能？”
国民党派来的校长马濯江是个中统特务，试图在延安发展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有的教员回到延安就不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还说反动话。
延安当地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进驻延安不久，公安局就抓了几个人，其中有滋扰地方的商人高老八、地痞毕端仁、挟带海洛因的河南籍磨刀人。公安局的外勤情报员邵炎隐蔽在旅店侦察案件，由梁济书写起诉书。
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西北保卫局特别注意防止汉奸破坏。侦察部长陈复生带领侦察员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穆广林、王化凯积极活动，但几人都是江西人，语言不通难以隐蔽，于是又调来赵苍璧、郑柱国等本地干部。
侦察部发现一个小布店往来怪异，经查，店主高有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公安局立即查封这个店。
国共刚刚开始合作，如何在陕北各地划分权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地方出现双重政权的怪现象。
保卫局侦破国民党延川县秘书是个汉奸，在其家中搜出日本的旗帜、标语、文件，但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就是不同意处罚这个人。
陈复生就说：“那就由我们共产党的县长出布告枪毙，你也签名，写上不同意！”
国民党的县长也不敢承担包庇汉奸的名声，于是，这份枪决汉奸的布告就由两个县长签署执行。
陈复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
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是一片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陈复生又找以前在这个庙里煮饭看门的罗老汉调查。罗老汉说，红军进城前的一天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和尚带走了，还把自己赶出庙门。
现在的两个“和尚”很可能同国民党有关系。陈复生等人开始跟踪。
盯梢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还发现，有两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两人是兄弟，最近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
陈复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情报收集任务。
听说火神庙在找雇工，陈复生决定送人上门，打入虎穴。
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复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河莲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军籍处理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装作不愿回家。
“和尚”出来，问清这个孩子不过17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小李侦察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
保卫局决定破案。6月8日晚上，乘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复生带领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黄黄山、赵苍璧五人埋伏在庙中。
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复生等人立即扑上去。
“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两个“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复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璧拉开陈复生，冲上去将敌人打倒！
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兄弟，原来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
红皮枕头里面还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长马豫章被共产党赤化。
其实马豫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这次险些暴露。还有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动，也被边保破获。
土匪们杀了一个西装革履的“大人物’’，从死者的口袋里翻出一张周恩来的名片
国民党特务的活动限于搞情报，对边区安全威胁最大的还是土匪。
关于周恩来在劳山遭遇伏击的事件，一直有形形色色的传说与猜测。
边保认为，劳山伏击显然是敌人有准备的行动，肯定是日本特务或是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未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
当年案件被侦破时判定，这股敌人是政治土匪。但是，直到建国后还有人质疑：仅仅是一股土匪，就能制造这么周到的伏击？有人听说，劳山的的土匪解放后还过得好好的。这就令人猜测：是否有党内的坏人企图暗杀周恩来？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边区党委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决心抽调关中保卫局、边区保卫局、延安县保卫局的部队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为司令，贾腾云为政委。
延安与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湾、临镇、云岩镇一带，活动着一支土匪队伍，抢劫商旅、残害群众，时常威胁延安安全。吴台亮带领各地集中的百把人枪，翻过劳山，穿过南泥湾，来到金盆湾。
这里原是土匪的地盘，一户农民卖粮给剿匪部队，全家五口当晚就被土匪杀害，给吴台亮一个下马威。部队没有给养，吴台亮操枪打鸟，恰巧一枪命中。很快，红军神枪司令威名远播，土匪纷纷逃避。
通过社会调查，剿匪司令部初步搞清，这股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是一股惯匪，头目叫李青伍；暗的是80多人的民团，头目是临镇土豪劣绅姬延寿：幕后操纵人是国民党甘泉县党部，还与西安省党部有联系。
敌人势大，边区党委又派独立团增援，团长白寿康、政委李太渊率领200多人浩浩荡荡开赴临镇。
红军阵容强大，姬延寿一改常态，主动向吴台亮示好。农历三月初三，临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姬延寿特地请红军点戏。吴台亮叫白寿康出面应付，自己和李太渊混在人群中查看动向。
小小的I临镇，街面上熙熙攘攘，背地里暗流汹涌。
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来来往往，土匪也化装进城，更奇异的是民团，有的拼命大吃大喝，有的抢购擦枪油……特异情况显示民团将有动作！
当晚，吴台亮将司令部秘密迁出临镇，将部队埋伏在四面山头。时近午夜，山上传出两声清脆的枪声，临镇民团80多人钻山沟逃亡！而民团头目姬延寿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吴台亮立即逮捕姬延寿，但是，如何剿匪还要请示上级。
考虑到国共正在谈判合作，边区党委指示剿匪司令部也先行谈判。双方代表各持介绍信件，在临镇开始谈判，划分共产党控制的延安与国民党控制的甘泉的分界线。
国民党甘泉县代表提出：以金盆湾到临镇的河流为界。吴台亮知道，土匪正藏匿在河流以南，这样划分没法剿匪，就气冲冲地说：“西安以南归你们管，西安以北归我们管！”
此时，延安到西安之间的各县都由国民党管辖，吴台亮这一炮真是够狠。国民党代表立即骂吴台亮“二杆子”，吴台亮则回之以“放屁”。
谈判搞不F去，国民党向边区政府控告，说吴台亮破坏统一战线。很快，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剿匪司令部：“边区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吴台亮大为振奋。
继续谈判，共产党这边改派团政委贾腾云为代表。这贾腾云本是当地“哥老会”大爷，后来参加红军当了5团政委，谈判中见到土匪兄弟，很快打得火热。
这天，贾腾云回到剿匪司令部，对吴台亮说明天再谈一次就差不多了。晚上，吴台亮刚刚睡着，就被贾腾云的警卫班长李天杰叫醒。李天杰汇报：贾腾云活动他叛变，今晚先动手抓捕吴台亮，而后开枪报信，土匪从山上下来支援。
见吴台亮不信，李天杰坚定地说：“你这个人好！你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
吴台亮想到，李天杰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而贾腾云平时的表现完全可能叛变。吴台亮立即叫醒警卫班，布置抓捕贾腾云。刚刚讲完，贾腾云就进屋来抓吴台亮，吴台亮冲上去扼住贾腾云咽喉，警卫员围上去缴了他的枪。
由于没有得到信号，这晚土匪没敢下山。
第二天，吴台亮派人将贾腾云押送延安，同时请示是否包围土匪强令缴枪。边区党委回答：继续掌握情况，不可乱动。
相持不下，这股土匪向西转移，到甘泉通向富县的公路周围活动，人数扩大到200多人。4月25日，就发生了劳山伏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边区党委立即把吴台亮叫到延安开会。郭洪涛、李德、谢觉哉、周兴、王达成、王观澜一起听取汇报，吴台亮痛哭流涕，边汇报，边检讨。与会人传阅剿匪司令部与边区党委的往来信件，立即表示：责任不在吴台亮司令员，责任在边区党委。
吴台亮十分感动，立即提出剿匪方案。边区党委当即决定火规模进剿，仍然指派吴台亮为剿匪司令。接下来的剿匪行动，更是多方面工作的配合。
周兴亲自布置，边保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
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的“坐地大爷”李风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风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土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这一带的群众早已对土匪恨之入骨，纷纷揭发，土匪头子接连落网。
通过审讯，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
周恩来出行之前，三辆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被冯长斗通报土匪。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带人等候在沿湫山。打响之时，李青伍就在大坝梁上的山神庙中指挥，见卡车中跳出几个人向树林转移并未布置追击，目标始终锁定卡车里的财物。
出于工作需要，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穿西装戴礼帼，土匪以为这是大官，搜口袋却发现了周恩来的名片。本想发财，没想到杀了共产党的大人物！
李青伍慌了：“坏了！这下捅下乱子了！快跑！”
土匪临行不忘带走两个铁皮箱子，抬了十几里路，打开一看，没有黄金鸦片，全是文件书籍。
害怕红军围剿的李青伍，先是逃避了赵家河的围剿，又躲到韩城，害怕不够远，又躲到山西临清县的樊条屯。直到冬天，李青伍才悄悄潜回老家，当即被守候的锄奸队逮捕。
大规模围剿抓捕了多数匪徒。边区政府在甘谷驿、二十里铺、临镇等集镇，当众枪决李青伍、齐金权、姬延寿、韩老二、蒋海福、侯振国等土匪头子。公判坐探冯长斗的大会最为轰动，二十里铺人山人海，对这个暗害周副主席的坏蛋，群众恨不得用石头砸、用镢头砍！
按说，这个案件早已破获，但是一些内情尚未公开，所以产生了一些误解。
土匪头子李青伍，小时随父母从河南逃荒来到黄龙山老沟村，长成之后成为当地一股土匪的小头目。1935年，红军将其收编，改称万泉县突击队。1936年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李青伍杀害万泉县苏维埃主席，投降国民党，红军来后又上山为匪。
这股土匪中还有一些人逃脱围剿，转到国民党部队22军，为首者绰号“骑兵张’’，解放战争中在榆林参加起义。
李青伍、姬延寿虽然有国民党背景，但劳山伏击是出于劫财目的，并未预谋杀害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的谈判对象，频频出入红区白区，国民党还得保护周恩来的安全！
1937年4月25日，刚刚发生劳山事件的延安，很快从震惊转为镇定。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
尽管对于昨天的伏击还有种种猜测，尽管前途依然潜伏险情，周恩来还是匆匆出发。
出生入死，对于共产党领袖不过是家常便饭。
尽管中共中央并未认定劳山事件具有政治背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证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
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以往相当薄弱。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一住处是凤凰山麓的石窑洞，这里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就搬到延安城北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村杨家岭。这里原来只有八九户人家，中共中央搬来后搞了一些建设。沟口盖了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中央礼堂，楼上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山腰的平坡有灰砖砌就的窑洞，毛泽东住在中间，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刘少奇。
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由西北保卫局负责，首长的警卫人员从保卫局的特务队中调派，警卫分队也由保安团担任。
杨家岭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村里的大人娃娃随意乱走，外面来人也没人拦。
劳山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营，从红1军团抽调4个人枪齐整的连队，调到凤凰山护卫中央机关。
谁也没想到，负责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加强警卫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经吃过国民党的大亏。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对待共产党的事情上，从来没有幼稚过。
西安事变之后达成国共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危机。
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同时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并立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立支撑。
蒋介石又派亲信大将蒋鼎文任国民党中央军委西安行营主任，不久，西安行营改称天水行营，但仍驻扎西安。天水行营创立“党政军特联会报”，作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群组织，对延安形成四面包围。
举国团结抗战，国民党不好动手打内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就从“围剿”调整为“封锁”。
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徐恩曾写道：“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我们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
徐恩曾认为：“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远在延安，接触较难……”
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秘密制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密令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亚于对日作战。综其要者，有三个主要措施：构筑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围的军事封锁线；设置盘查站卡扼制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务实施秘密渗透。
军事封锁的重任由胡宗南担任。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在各派军阀的角力之中一直忠于蒋介石，先后任老蒋起家部队第1师师长、第1军军长，可谓嫡系大将。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河南战役，旋即奉命调回陕西休整。将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后方，蒋介石自有打算。
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命令北方的张学良不抵抗，自己却在南方发动一次次对苏区的“围剿”。
蒋介石的战略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常人对此不解，还是胡宗南说得透：“抗日战争即使失败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为长治久安之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不过，面对大举入侵的日军，却要调兵封锁共产党，总是显得师出无名。国民党军令部长找出一段历史：想当年，元军正面攻击宋军受阻，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而后南北夹击灭亡宋朝。蒋介石找到借口，硬说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切断河西走廊的中苏联系，而后进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
这样，蒋介石用兵西北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还任命胡宗南兼任两个战区职务，以陕西、河南、山西第一战区副司令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第八战区代司令身份，协调指挥25个军50万兵力，俨然而为“西北王”。
西北王胡宗南深得君心。以少数部队扼守潼关一线阻止日军入陕，却以大部兵力对付共产党。
国民党部队沿着边区边境修筑碉堡，北接长城，东到黄河，从西绕南形成一圈封锁线。每道封锁线都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又由相互通联的子母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战沟相连。重点地域更是层层设防，5道封锁线形成纵深百里的封锁地域。延安正南的洛川至中部县（现黄陵县），仅仅80里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518座！
陕甘宁边区四面被围：西北的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北面的绥南、陕北、晋西北有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部队。东、南、西则是胡宗南部队主力，从东部的黄河西岸向西，沿陕西秋林、洛川、耀县、甘肃的宁县、西峰等地，囊括边区南面，又向北进入宁夏固原包抄边区西面，直接西北的马家军。
此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3个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留在边区的只有少量后方留守部队。军事学认为：兵力差距太大，容易导致均势失衡，实力畸强的一方难以遏制进攻欲望。
所以，延安还是处于危险之中。
所幸，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把抗日当作主要任务，边区内外尚能维持和平局面。延安与西安之间，还时常往来邮电、商旅、公事官员。
延安东面是黄河天堑，北部有沙漠阻隔，连接外界的通路有限。
向南到西安的800里山路，是延安通向省城以至国家中心地带的最近通道，公开往来的人员、物资、商旅多数从南路走。
向东北，经绥德、榆林、神木可出内蒙；向西北，经保安、定边可出宁夏、内蒙；这两条路线都是通往边境的通道，可以沟通苏联。
还有一个西南方向鲜为人知。陕甘宁边区之“甘”，就是甘肃省的庆阳地区，位于延安的西南方向。这个地区远离省会，国民党基层政权松散，就成为共产党的秘密通道。
三条路线活跃了偏僻的延安。
以往，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位于上海、江西，与被称为“远方”的共产国际联络，都要经过海路，必须通过由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海港。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路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已经中断，无法协调立场，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替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国共联合抗日。
重大的政策转变急需统一思想，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恢复联系。
从苏联到中国内地苏区，沿途将通过蒙古王公和国民党统治地域，此前已经有两个人被捉住杀掉。为了保密，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而是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与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默记脑中，特别是背诵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全部密码！
张浩二人乘骑骆驼，穿越蒙古大沙漠，到达宁夏银川，由于湖北口音被国民党守城部队扣押。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张浩，以商人身份帮厨，与连长拉老乡，终于获得释放。
张浩进入陕甘苏区定边的时候，恰巧中共中央也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7口，十月革命节纪念日，中共中央正在瓦窑堡举办释放刘志丹等人的宴会，突然接到定边电报，有可疑人要见中央！又高又黑的张浩被押送到瓦窑堡，大家认出：这个“老鞑子”就是共产党员林育英！
刚刚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真是运气极好，要根据地，脚下就有陕北苏区，要国际支持，张浩就从天而降！
中共中央刚刚纠正左倾的军事路线，对于政治路线的讨论还有严重分歧，张国焘更是公然另立中央。手持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张浩，有力地支持毛泽东转变路线的努力，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靠北，邻近中苏边境，得以陆路往来远方。沿途大多是西北军、晋军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鞭长莫及。起初是徒步秘密往来，国共合作之后就有了苏联的汽车，甚至开辟了空中航线。从莫斯科直飞延安，半年的行程指日可到！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都曾乘飞机往来。
中共中央还着手恢复与各地秘密组织的联系。长征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共中央与白区地下组织的联络全部中断，各地组织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全党合力。在延安落脚之后，中共中央立即重建交通科，对外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负责打通对外联络渠道。
延安远离国民党统治重心，附近的大小军阀各保山头，有的对于封锁共产党并不下死力，到处有空可钻。
1936年春，刘少奇从延安潜往天津，恢复中央对北方局的领导。同期，冯雪峰由延安潜往一卜海，恢复中央与卜海中央局的联系。这样，党中央与北方、南方的地l-组织都建立了联系。
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白区组织迅速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积极恢复组织，大力发展工作。共产党的活动超越陕北一隅，形成合法根据地与白区秘密工作协调配合的新局面。
延安成为中共运作全国乃至通向国际的神经中枢，这就令蒋介石头疼。可是，国共合作期间封锁延安又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国民党自己，西安与绥德、榆林、定边等地的交通，也要经过共产党控制的延安。犹疑之间，商旅、官员、部队、百姓不绝于途，延安已经成为陕北的交通枢纽之地。
延安南向通路，是国民党封锁的重点。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然也得拨些粮饷。1937年春，交通兵2团8连奉命为延安运送“协粮”。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支为延安运送粮饷的国民党车队，带队人2营副营长曹艺，竟然是一个中断组织联系7年的共产党员。
曹艺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立即向叶剑英报到。而后，曹艺带着9辆卡车北上。到了延安，朱德总司令义亲自接见曹艺，发展为特别党员。
从此，曹艺不止为国民党运送一些象征性的粮饷，还为延安送去大批进步青年，多次接送中共高级干部。
延安的东向通路，距离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等根据地最近。但是，国民党部队始终牢牢地把守着东面的黄河天堑，卡住交通咽喉。
延安的东北是榆林，驻军首脑是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邓宝珊。榆林驻军的物资经过延安，边区政府免税放行。延安到外地采购，榆林也准予放行。邓宝珊的部队到西安领取军需，还为延安捎回药品布匹等禁运物资。
邓宝珊又让出陕北绥德与山西临县之间的军渡等两个黄河渡口，敞开共产党各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等八路军将领都走过这条路线。
邓宝珊的协助，为陕甘宁边区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东向通路。后来，第三次国内战争毛泽东转战陕北，取胜之后就由这条通路离开陕北进入华北，进而入主北京。
西向通路经由甘肃陇东。由于这里偏离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心地带，所以，国民党的把守相对较松，这就使得西路成为陕甘宁边区秘密交通的主道。红军西路军失败，总指挥徐向前化装商人骑驴脱险，就是从这条路进入延安。
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华中、华北敌后根据地，没有走较近的西北路和南路，而是从这较远的西南路绕行。
1940年，一支由3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延安。车上的部队叫做“新兵营”，其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中共中央的进驻，使得延安这个西北小镇名闻天下。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延安这个苦寒之地焕发出诱人的魅力。
抗战军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纷纷投奔抗日战场。可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避居大后方重庆，离前线太远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在北方高擎抗日大旗。而且，各种渠道传出的消息，都说共产党那里领袖民主，干部廉洁，群众觉悟。
大半国土沦于口人之手，小半国土盘踞着军阀官僚，环顾华夏，惟有那延安是民族之净土！于是，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
1938年5月至8月，仅仅经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去延安的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1938年4月16日开学的抗大四期，每天接待卜百新学员，年底毕业时已有4000多知识青年。1939年1月28日开学的第五期，学员数目又翻一番。
延安的灯塔效应，令蒋介石十分恼火。国民党安排种种措施，卡住延安的交通要道。
国民党在延安四面各条公路的道口都设立盘查站，检查进出延安的所有人员、物资。命令禁止流入边区的物资有：武器弹药、交通通讯器材、军事物品、粮食油料、棉纱布匹、医药卫生用品、医疗器材。这些物资一旦发现，物品没收，车辆充公，人员关押惩办。更为残酷的是扣留投奔延安的青年，分别送往西安战干团和兰州西北干训团强迫训练。
胡宗南深知争夺青年的重要，邀请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肖作霖在西安组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4团，声称培训高中毕业学生，实际截留去延安的青年。
这个战干团的特训队后来又扩充为天水行营西北青年劳动营，在咸阳、洛阳、兰州分设营地，集中800多青年。除胡宗南的军事系统之外，国民党中统特务也在各要道扣留青年，1939年至1943年之间，统计上报的扣留人数有2100多人。考虑到尚未列入统计的情况，国民党各系统实际扣留的人数还要多。
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在公开检查的名义之’F，掩藏非法特务活动。交口盘查站扣留了一个延安来人，怀疑是中共洛川县委书记，严刑逼供，来人坚不吐实，中统就将其秘密活埋！
共产党方面，则打出合法旗号，坚持往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
商业活动也有魅力。国民党封锁越严，商业投机的利润越大，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偷偷向延安贩卖物资，只要能赚钱，军火也肯卖。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国民党既要封锁延安，又不能卡死延安。于是，官员变土匪，公然劫道：“共匪”变八路，公然闯关；延安通道上演着一出出“三岔口”般的戏剧。
政权在握，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可以借助合法手段公开进行。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又在延安东北的榆绥、南面的洛川、西南的彬县，分别设立分区办事处，指导本区各县联合封锁。
榆林专员傅云、绥德专员何绍南、耀县专员梁干乔、大荔专员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陇东专员钟竟成、平凉专员马继周，都是反共专家。
军事上一时不好大打，行政上又要承认边区合法，新形势下如何对付共产党，国民党也要调整工作形式。于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性迅速上升！
主管反共工作的中统，出马争夺封锁延安的主导权。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局，中统通过陕西省党部秘书长郭紫峻和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将陕北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政府县长统统换成中统要员！
中统的特工训练班，特别注重讲授中共课程。中共叛徒顾顺章撰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王新衡编译的《格伯乌》、《契卡》，都是主要教材。
国民党反共的本事也在提高，1927年的时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到了1929年底，公布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专门软化被捕的共产党员。这项政策颇有成效，先后争取不少共产党的叛徒。
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更帮助国民党连续破获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虽然尝到使用共产党叛徒的甜头，但是，徐恩曾的态度还是“用其才，不信其听”。这些叛徒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被人看不起。
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这些叛徒加特务突然吃香起来。陈庆斋（胡大海）、杜衡、陈建中、胡洪涛、陈文昭、卜道明、周光亚等人担任中统局本部科长、处长以上职务。特殊的经历，使得这些人反起共来既坚决又有办法。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迫切需要，更给叛徒们提供了风云际会的机遇。
中统将一批叛徒加特务派到与边区接壤的各县，当面与共产党斗争。中统陕西省调查统计室的历任主任，除了个别中共特别党员之外都是叛徒，边区一带的叛徒还有耀县专员梁干乔、绥德景绍山、杨波、佳县杨玉峰、米脂马瑞生等人。
好不容易捞到当官的机会，这些叛徒特别兴奋，而且，特别擅长搞秘密情报。
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使得国共关系由明争转为暗斗，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升级。
张国焘向蒋介石献媚：“兄弟糊涂多时。”周恩来当场 批评：“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延安惊险不断。
1937年春夏，抗日军政大学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涉及到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学员。许世友等人接受不了，密谋出逃。设在学员之中的“网员”把这个情况上报，西北保卫局立即采取措施，拘捕了企图出逃的人。
那天夜里，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提着马灯满山找人，紧张得很。
毛泽东得知消息，亲自找许世友等人谈话。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一人的错误，不能由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承担。而且，这些企图出逃的学员，并不是投敌，而是打算到陕南打游击，继续同国民党斗争。
毛泽东决定释放许世友等人，让他们继续在抗大学习。这些人仍然受到党的信任，许世友还被派到山东独当一面。后来，这些人中出了一批著名战将，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之中，始终忠诚于统帅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张国焘，在延安依然是级别很高的官员——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这个名位不低的官员，在1938年4月4日失踪了！
边区政府主席本由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担任。
林伯渠不仅在共产党内被尊称为“林老”，在中国政界也是老资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第1军军长程潜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考虑到两人过去的搭档关系，中共中央特任林伯渠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与驻扎西安的程潜就近联络。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又委任张国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考虑到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又决定在林老外任时由张国焘担任代主席。
战争年代，这个政府主席实权不大，但是却有国民政府的认可。国民党客人访问延安，可以不认毛泽东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主席，却不能不认张国焘这个边区政府的主席。
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中部县。每年清明，国民政府都要委任大员到黄陵设祭。1938年的祭奠，因为抗日战争而更加具有民族团结之意义，毛泽东亲自书写祭文，而且派人去黄陵陪祭。
不承想，张国焘早有脱离共产党的打算！
自从争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失败之后，张国焘始终郁郁不得志。王明从苏联带回的肃反消息，更使张国焘担心自己的安全。瞻前顾后，张国焘决心离开边区另寻出路。这次黄陵祭拜，恰恰提供一个合理的离开边区的机会。
张国焘到达中部县之后，主动向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政治部主任谷正鼎示好，蒋鼎文也试探性邀请张国焘去西安。张国焘当即抓住机会，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就走。
擅自出行国民党统治区，而且甩开组织委派的护送人员，张国焘的这次突然行动令延安想到：这决不只是简单的违纪行为，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企图。
离开中部县的张国焘，试图脱离中共保卫机关的视线。到西安，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有意避开八路军办事处。
直到4月7日，与国民党方面安排妥当，张国焘才在火车站台约见林伯渠。身边有国民党特务护送，要去国民党控制的武汉，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张国焘以为，中共的保卫机关已经无奈。
自以为计划周密的张国焘小看了中共保卫机关的本事！
西安的林伯渠将见到张国焘的情况报告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向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发报，要求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判断张国焘决心逃离革命。此人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解大量党内高层机密，如果叛变投敌，将对中共造成很大危害。周恩来特派李克农把张国焘“接到”办事处来。
这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任务。张国焘擅自出行，却未公开叛党，所以此时还只能是“接”。
李克农带童小鹏、邱南章、吴克坚三人，到汉口火车站“接”张国焘。一连等了三天，18趟列车过去，张国焘还是踪迹全无。直到4月11日傍晚，邱南章终于在西安开来的车上发现西装革履的张国焘！
李克农和吴克坚立即上车，代表王明和周恩来请张国焘到长江局去。迟迟不下车的张国焘正在等待国民党特务来迎接，没想到先遇上共产党的龙潭英雄！
张国焘百般推辞，李克农等人连劝带搀，硬是把张国焘挟持到正在等候的小汽车上。等候张国焘下车的国民党特务这才发现，立即阻止开车。身穿第十八集团军官服的邱南章和吴克坚立即拔出手枪，特务稍一迟疑，汽车已经飞驰而去。
张国焘落入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反复说服，张国焘仍然不肯回延安，反而要求向蒋介石汇报工作。16日上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当面表示：“兄弟在外，糊涂多时。”
周恩来当场批评：“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得到蒋介石勉励的张国焘，下午又说要上街配眼镜、看牙。李克农派吴克坚带上钱陪同。张国焘满街游逛，始终不能甩掉吴克坚。他又来到轮渡码头，趁轮船将要收回跳板的一刹那跳上轮船！可是等他找到地方坐下，吴克坚又出现在身边。
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吴克坚，曾任特科秘书，长年在海外工作，抗战爆发奉调回国，正是周恩来手下的情报干才。这吴克坚后来出入南京、上海，在解放战争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成为中共屈指可数的情报工作杰出领导人！
17日-卜午，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一起到张国焘居住的太平洋饭店，向张国焘提出三种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不答应回党工作，表示要在后两条之中选择。周恩来等人离去后，张国焘立即电话联系戴笠。当晚，由武装特务派车接走。张国焘从此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行列，1941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逃往台湾，由于国民党不再发放生活费用，又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死于老人院。
张国焘正式叛逃的第二天，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专门谈张国焘叛变问题。
毛泽东回顾张国焘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说张国焘早已在政治上开了小差。张国焘的叛逃没能带走任何人。起初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张海，听说张国焘叛党，也没有跟着走。
张国焘跑了，保卫机关扣住却没有杀：林彪跑了，空军能够击落飞机却没有打：溥仪这个前皇帝，不但没有被处死还被改造成公民。
毛泽东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在肉体上消灭政敌的低级做法，那是别人在做。
1938年7月31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宣侠父神秘失踪！
作为八路军代表，宣侠父负责同国民党方面接洽供应军用物资。那晚，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邀请宣侠父去商谈问题，直到第二大早上宣侠父还没有归营。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四处寻找，几天不见踪影。
共产党的宣侠父少将，乃是西安军政界的活跃人物。宣侠父与西北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董钊等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与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浙江诸暨老乡，与杨虎城部下杜斌丞、赵寿山多年相熟，西安的特务怎么也看不住这个交游广泛的前特科成员。
共产党方面判断：宣侠父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有关。西安八办多次向蒋鼎文、胡宗南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则一概推托不知。
10月，共产党方面从秘密渠道得知宣侠父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强烈要求蒋介石负责答复。蒋介石不得不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1938年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居然还收留共产党方面的叛徒张国焘，居然还暗杀共产党要员宣侠父。
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也使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动摇分子看到升官发财的机会，红军高级政工干部徐梦秋叛变投敌，武汉八办的办事员李春祥被秘密策反。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合作的到来而自然消失：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更是变换了一种更为隐秘更为复杂的方式。
新的斗争形势召唤新的工作形式，隐蔽战线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
中国情报、保卫史的新阶段到来了……
中社部对中统，保安处对军统，国共暗战迅速升级，究竟谁斗得过谁？
上海特科于1935年11月被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34年1月随军长征，1935年10月改称“西北保卫局”，实际上，“中央特科”和“国家保卫局”都停止运行。仅余的专职机关，中组部四科人员很少，“保安处”编制在陕甘宁边区，都不能履行领导全国工作的职能。
国不可以一日无兵，党不可以一日无情报，这种状态岂能长久！
1937年12月，中共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上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1938年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委员会下设：战区部，部长杜理卿（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1938年义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8年，正是国共合作全民抗口的形成期。两个掌握握军队的政党，面临抗战的共同任务，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将军队合编；但是，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却从来没有放弃相互之问的警惕，而且各自分别扩大编制。
所以，这一年，开创了国共两党情报、保卫机构的健全期。
1939年2月18日，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部长由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第一部（侦察），部长许建国；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以后又有调整。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地相继成立了社会部，其中有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社会部及潘汉年、王超北情报系统等。
社会部的任务是：“一、有系统地与汉奸敌探作斗争，防止他们混入党的内部，保证党的政治军事任务的执行和组织的巩固。二、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二、收集敌探汉奸奸细活动之具体材料和事实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警惕性。四、管理机要部门的工作，保障保密工作的执行。五、经常选择和教育可以做此种工作之干部。”
以往，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机构变动人，工作分散，情报与保卫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问，中央与地方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完整统一的系统。现在，中央与地方各级社会部的创建，调整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各机构、各方面、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完成了系统化、统一化、效能化建设。
这个十分重要而神秘的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中社部从诞生之日起，康生就是部长，一直管了六七年。
康生出身山东胶县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上过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任教，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康生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赵容任第二负责人。陈云兼任一科总务工作，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负责二科情报工作，赵容兼管三科红队。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就由赵容接管整个特科工作。这个赵容，就是康生。
康生原名张旺，用过张宗可、张裕先、张耘等多个名字。赵容由此成了中共的情报、保卫专才，系统内人称“老板”。不久，赵容调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特科又由潘汉年负责。
赵容还具有傲视国内同行的“国际经验”。
1933年7月，赵容与曹轶欧同行，到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正是那个左倾教条的王明。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杀，苏共开始在党内肃清托派。
王明、赵容积极参与苏联“肃托”，同时也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下手。赵容熟悉的特科成员萧寿煌被逮捕杀害，1933年中央离开上海后负责特科工作的武胡景，本是赵容的同乡兼同事，也被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不肯加入王明帮【派的学员，还被诬为“江浙同乡会”。l
王明和赵容还超越国内的中共中央，I直接对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发布指示。1
1937年II月29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l降临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I博古、张国焘等在延安的所有中共领导人，l冒着大雪在机场恭迎。
从苏联归国的王明、赵容，从新疆搭机的陈云，一起走下飞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这叫喜从天降！”
刚刚抵达陕北一年的中共中央，正在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剧烈变化的形势，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正在整合中央领导机构，急需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共有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赵容、博古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还当选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赵容当选主席团候补委员，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代表。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比中共的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都高！
毛泽东的欢迎不是客气。不久，这架飞机上下来的三个人都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赵容任中央社会部部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不久，赵容改名康生。
为什么选择康生担任中社部部长？当时有句话：“保卫工作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担任。”那么，领导全体保卫干部的干部，岂非最好的干部？而康生后来的表现，却证明这是个最坏的干部。
创立中社部，康生很是出力。他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简称“特建”），颇有一套。上海暴动中坐黄包车通过国民党封锁线，点心盒子里面藏着两只手枪，到德国时暗带毛泽东、朱德给德共的信件通过海关等等，训练班的青年人听得入神。
康生富于情报实践，还有国际经验；文化素养颇高，左右手兼能书法；社会经验丰富，三教九流都通。
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了中社部部长这个实权，康生在延安神气得很。身着黑呢制服，胯下黑色大马，随从黑色狼狗，那派头比苏联克格勃头头也不逊色！
中社部创立之初干部很少，孔原曾任副部长，很快调到南方局工作。前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不久升任副部长。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书香门第，自幼好学聪明，17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诗作和杂文，19岁孤身一人闯荡上海，考入黎锦熙主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后来学校停办，潘汉年衣食无着，多亏朋友相助才度过艰难时刻，又在中华书局谋得校对员的差使。
中华书局是上海革命活动的基地，潘汉年在这里参加了进步工会组织的“五卅”罢工。1926年应邀加入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出版部工作。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郁达夫都是享誉中华文坛的人物，出版部一伙文学青年也很进步。
面对国民党的压制，潘汉年这个“小伙计”显示出众的办事能力，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潘汉年活跃于进步文坛，办周刊，写杂文，当年的小伙计结交诸多名人，被戏称“小开”（小老板）。北伐军兴，潘汉年应总政副主任郭沫若之邀，主编小报。潘汉年随军行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赶上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
潘汉年在上海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写作大量文学作品，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江苏省委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文化党组，书记就是潘汉年。后来，这个党组又划归中央宣传部，潘汉年又任中央文委的第一任书记，领导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亲自安排鲁迅同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见面。
1930年，潘汉年负责将“自由大同盟”、“社联”、“左联”、“剧联”、“工联”等各界左翼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任党组书记。26岁的“小开”，在上海各界路路通！
第二年，上海闻人潘汉年突然销声匿迹。有些熟人在街上碰到，他也只是寒暄了事。原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央将潘汉年调到特科负责情报工作。
自从1931年参加中央特科，潘汉年始终在情报、统战工作的第一线活动。在中央苏区，曾参与红军与福建政府的谈判。长征路上，奉命转往白区，将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给白区党组织。国共合作初期，潘汉年又往来延安与南京之间，成为两党中央的联络人。长在白区一线活动的潘汉年深得中央信任，连毛泽东都昵称“小开”。
1939年4月，刚任中社部一室主任不久的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到大城市手术，计划经由重庆转往香港治疗。行前康生布置：如果能在香港住，就留在当地搞情报。
10月，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在敌后组织情报工作。以后，潘汉年长期在香港、上海、淮南一带秘密活动，在敌后与日本、汪精卫、国民党情报机构斗智斗勇，获得许多重要战略情报。
接管上海时，潘汉年被陈毅要去担任副市长。
潘汉年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奇才，既能亲身在第一线活动，又能在幕后指挥组织，战略目光敏锐，文化素养很高，长于同各界人士交友，善于分析整理情报。
中社部后来又任命一位副部长，这就是“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人们公认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曾经在一段时间中担任中社部副部长的还有孔原、陈刚、刘少文、谭政文等人。中社部的高层领导，个个都是人物。
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部长吴慨之，副部长欧阳毅；政府系统，那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各行各业都有行话，圈子里面总是把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这么多情报保卫机构，数边保的名气最大。边保处长周兴在边区的名气比毛泽东还大！进出陕甘宁边区的“护照”，上面都盖着周兴的大印，普通百姓认不得什么中央领导，就以为这周兴是延安最大的官了。
百姓笑谈不说，周恩来副主席也要褒贬周兴。这天，周兴在延安城里巡视，迎面碰上周恩来，周恩来笑道：“周半城来了！”
周兴纳闷片刻，明白了。延安城遭受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半城房屋损毁，中央机关都迁往城外的山沟，城里的机关只剩保安处一家。保安处位于南城，房子延伸到后面绵竹沟的窑洞，可不占据半城！
统领全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
管理陕甘宁边区情报、保卫工作的边保，却是实施部门，实力派。
国共合作，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体制借用美国体制，虽不是三权分立，却也号称“两权半”：政府、参议院独立，法院半独立。司法系统也有些特别，保安处兼有公安部门与检察部门的职能。
边区的政权机构相当精简，各级一般只有三个部门，一处（分区和县为“科”）为民政、二处为财务，三处为教育，整个政府的人数都有严格编制。可是，保安系统却没有列入这个排序。边区称保安处，下面称保安科，明显特殊。参加政府会议的待遇也提高一级，别的部门限于科长的，保安处的科员都能参加。
保安处头头下面有兵马，而且有明暗两个系统。明的，有武装的保安队，派往军队和某些单位的特派员；暗的，有各单位中兼职的“工作网员”。
保安处机关，一部（曾称局、部、科）管保卫，二部管侦察，三部管地方（后为审讯），还有干部处、办公室。早期，一部二部合为一部，担任一部领导的先后有谢滋群、布鲁。保卫与侦察分开后，师哲、赵苍璧等人担任一部领导，王凡、李启明等人担任二部领导。白栋才任三部领导，叶运高管审讯。实际上，保安处的业务工作主要是三块，侦察、情报、审讯。
保安处下辖各县保安科。县保安科实行双重领导，既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服从边保领导。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又是县政府的唯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专区、22县、1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
延安市公安局由保安处直辖。也许因为延安是个城市，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惟有延安称为“公安局”。延安市局第一任局长刘护平工作出色，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副局长王卓超接任局长，一气干了十年。
日本投降后接任局长的郝苏是三八式干部，副局长康世昌是更为年轻的本地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收复延安，康世昌任局长、梁济任副局长。
中社部的主要力量放在战略情报方面．边保的主要力量放在边区保卫方面。
边保秘书李启明到中央领“特费”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相比起来，中社部的经费就宽裕得多，可见中社部情报网络之广。
可是，中社部是党的机构，不对外，而保安处就有两块牌子，对内是西北局社会部，对外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中共在延安的保卫工作，都是由保安处出头露面。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始终面对强大的对手。日本向来重视间谍工作，在中国活动的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
作为友党的国民党，实际也把中共作为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局，从前身的一个科起就专职反共。军统局更是迅速膨胀，兼有抗日与反共双重任务。
中共这边，中央指挥部门——中社部，主要实施部门——保安处，也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保卫系统。
谁能斗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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