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四任行政院长始末

 

　　蒋介石一生任职很多，除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总统外，还担任过行政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于1928年10月，是最高行政机关，掌管内政、外交、财政、经济、军政、文化、教育等国家行政事务。担任过行政院院长的有谭延闿、宋子文、蒋介石、陈铭枢、孙科、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翁文灏、何应钦、阎锡山等人。蒋介石四度主掌行政院，共计9年，是任职最长的行政院长。

　　

　　一、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15日兼任行政院长

　　

　　1927年9月17日宁汉合流后的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前，蒋介石、汪精卫已先后下野。南京政府表面上是由宁、沪、汉三方组成的“特委会”权力均分，实则是由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占主导。在蒋介石的“操作”下，“特委会”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12月28日，“特委会”宣布结束。蒋介石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于1928年2月2日在南京主持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政府组织法》，不仅重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权力更大。蒋介石复出后，虽重掌大权，但为少遭闲话，并没有出任国府主席，他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既能服众，又能为己所用。谭延闿成为了蒋介石的首选。

　　蒋介石觉得资格老、人缘好的谭延闿不会对自己形成威胁。谭延闿倒也不避讳做蒋介石的马前卒，当个无权的空头主席。1928年2月，谭延闿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恪守“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人”的“三不主义”，为征战在外的蒋介石在南京“守家护院”。全国统一后，谭延闿看出蒋介石不会在乎别人议论，要当国府主席了，就及时地让出宝座。10月，蒋介石任国府主席，谭延闿退任行政院首任院长。谭延闿完成了将国府主席平稳过渡给蒋介石的重任。两人配合默契。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突患脑溢血去世。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暂时代理行政院长，同年12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的权力欲日益膨胀，认为训政时期开始，想召开国民会议，巩固统治地位。胡汉民看到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见人就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胡汉民想用立法院院长之职行使法律权力限制独裁。蒋介石不吃文人这一套，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骗至南京汤山软禁起来。

　　4月底，反蒋派以蒋介石非法扣押胡汉民为由开始发难。5月27日，反蒋大同盟在广州会集一堂，联合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反对声势不断加大，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乱手脚，使出以守为攻、拉拢分化的老套路。

　　1931年6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的名义修改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扩大了国民政府主席的权限，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直属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命”，“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行之。”以前的合议制改为主席集权制，蒋介石国府主席的权力得以扩大。

　　国内各种势力反对压力加大，蒋介石以退为守，于12月15日请辞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之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责任，行政院长负实责。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当选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当选中政会常委。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到溪口老家“还乡归田”去了。蒋介石对这次早有准备的下野，心里面还是有底的：南京政府仍在掌控之中，不久就要请我回来的！

　　

　　二、1935年12月10日至1938年1月1日兼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溪口酝酿复出，汪精卫在上海准备投蒋，胡汉民在香港策动西南反蒋。国民政府主席被蒋介石设为“虚职”，主政的行政院长孙科还没有走出“公子哥”状态，面临财政外交两大难题，很快就感到支撑不下去了。这也是蒋介石早就预料到的。

　　1932年元旦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林森、孙科邀请蒋介石重返南京。汪精卫违背对胡汉民的承诺，与蒋介石密谈合作。28日，蒋介石主持中政会议，通过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汪合作”呼之欲出。

　　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代替原先负责军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蒋介石的总司令一职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又重新上台，不仅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而且由“蒋主席”变成了权势更大的“蒋委员长”。

　　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很快就发现不但军事无从过问，财政被副院长孔祥熙把持着，还要担当对日妥协政策的替罪羊角色，两次提出辞职，其间还赴欧“疗养”过。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体委员集中到湖南路“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到。汪精卫替老蒋挨了一枪。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骨、左臂、脊柱均中枪，伤势严重，其后的身亡就是因为这次被射中深陷在胸脊柱骨的子弹而致。

　　在此之前蒋汪合作已经出现了裂痕，汪妻陈璧君因此一度认为蒋是刺杀主谋。蒋介石可没有领汪精卫为自己挨枪的情，而是抓住机会，落井下石，在年底召开的“五全大会”上，批准汪的辞职，由亲信张群接任外交部长，自己再度兼任行政院长，并以副主席身份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之职，好让汪精卫“安心”地再次赴欧疗养了。“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兴冲冲地从国外往国内赶，1937年1月14日到达上海，看到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只好失落地再次与蒋合作。

　　1937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让在西安事变中“救驾”有功的宋子文继任。众人无异议，戴季陶却站起来反对说：“子文同志侃侃大才，将来必委以重任。但在今日之情况，则天下将以为委员长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庸之具，反为子文同志出处之玷，非所以爱子文之道。”这番慷慨陈词，堂堂正正，显得公私分明，令人无可辩驳。

　　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又颇具才干，在英美方面又有影响，这反而引起蒋介石的嫉妒；再加上英美的撑腰，宋子文又不是很“听话”，这都是蒋介石所不容许的。所以，这出蒋介石与戴季陶两人密谋合演的“双簧”，有效地将热议的宋子文任院长之事化解掉了。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汪精卫任主席的中央政治会议不再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汪精卫任主席的国防委员长会议被由蒋介石任主席的国防最高会议取代，汪任副主席。1938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后，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大会，确定实行总裁制，蒋介石任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蒋介石将行政院长交给了连襟孔祥熙。汪精卫从与蒋并驾齐驱变为有职无权的副手仆从地位，失落感可想而知。

　　

　　三、1939年11月24日至1945年6月1日兼任行政院长

　　

　　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更好地“理财”。抗战胜利前，蒋介石“理财大臣”主要是两位姻亲：宋子文、孔祥熙。前者没令老蒋满意，后者没能帮到底。小舅子宋子文1925年出任财政部长，精明干练，办事讲求手续，即使是老蒋要钱，也总要问清楚是干什么用，搞得老蒋用钱不是很爽。

 

　孔祥熙于1933年4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随后取代宋子文，成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是令老蒋“满意”的理财者。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要钱就给，不问用途，还千方百计地为蒋筹措军费，购买军火。老蒋的军费开支太大，财政很快就入不敷出。孔祥熙就开始发行公债，1933年至1935年底，发行了57800万元公债，1936年发行额一下增至208200万元。1938年到1944年，孔祥熙主持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共计法币1519200万元，同时还借有大量外债　汪精卫叛逃后，蒋介石成为不折不扣的领袖，大权在握。1939年11月24日，蒋介石第三次兼任行政院长，这次长达近6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为老蒋理财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手段，中饱私囊，成为亿万富翁。1943年春，孔祥熙“美金贪污案”暴露，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反响。孔祥熙在一片反对声中辞职，但并没有退出不义之财，孔祥熙后来看出南京政府末日不远，及时将财产转移至美国，成为四大家族中获利最丰厚的一族。

　　蒋介石任行政院长期间，将一些有权的职能部门也划分过来。比如司法院中“油水”最足的司法行政部，是执掌司法行政的机关，按常理而言，司法行政部应隶属司法院。但其隶属关系中间屡经变更,有时隶属行政院,有时隶属司法院。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后，索性将司法行政部从司法院划入行政院。司法院成为一个空权部门，失去对司法行政部门的制约，审判系统与行政系统不一致，影响司法功能的发挥。司法行政部的隶属受蒋介石的操控，成为蒋介石介入掌控司法的工具。

　　蒋介石集党（总裁）、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军（委员长）大权于一身，是中国实际掌权者，但许多职务都是“中国特色”的，参加外交活动时需要翻译老半天，还会让西方认为是个“军事独裁者”。但“行政院长”这个职务，还是能被大家认可的。那个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的“国民政府主席”，早已让老蒋设成虚职，不经意间已经给林森当了十多年，一时也不好意思收回。好在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病故，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出任国府主席。

　　蒋介石的兼职越来越多，真有点忙不过来了，从1944年12月起，就将行政院长交由宋子文代理。1945年6月1日，蒋介石正式卸任，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四、1947年3月1日至1947年4月18日代理行政院长

　　

　　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后，面对种种经济困局，终因“黄金风潮案”辞职。

　　1946年春。上海如同其他城市一样，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企图用放开外汇市场、抛售黄金的方法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似乎还有些成效，上海的黄金市价波动并不大。

　　但随着内战的推进，国民党军的战局每况愈下，军费开支一再猛增，金融市场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日涨夜大，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上海最高为734万元1条，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

　　于是乎，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机器，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连中航的飞机也被用来运黄金。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行政院长宋子文急忙向上海“输血”，曾有一天抛售黄金10万两的记录，但也无济于事。

　　1947年初，上海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并带动物价一再狂涨，社会动荡不安。上海的米价较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也无一不涨。各报的标题大多是：“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等等。

 

　1947年2月中旬，库存黄金只剩下230余万两了，美元则濒于枯竭。蒋介石闻讯大怒，中央银行被迫于2月15日正式公告停止抛售黄金。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让宋子文停止抛售黄金。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组成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

　　但停售黄金，却挡不住社会上的抢购风潮。由于金价狂涨带动了物价狂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涨，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则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抢购物资的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只得从流动资金中移出一部分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市面混乱极了。

　　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要求追究黄金风潮案的责任，蒋介石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此案。明眼人都清楚，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趁机大肆贪污肥私，从而引发这场极为混乱的黄金风潮案。

　　调查由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负责，院长于右任早就对宋子文看不顺眼，想通过查案，一扫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的萎靡，遂委任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清查。不久何汉文就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时任中央银行总裁）案”。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代理行政院长。国民政府改组，4月18日，张群接任行政院长，收拾残局。中央银行也进行了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

　　实际上，黄金风潮案的发生在所难免。金融风潮转变为政治风潮之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陷入了崩溃地步，而且再无起死回生的办法。蒋介石第四次出任行政院长虽为代理，时间不长，对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的败落，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是难辞其咎的。就算蒋介石找个“替罪羊”，再骂几句“娘希匹”，也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