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十位重要常委的最后归宿

 

　　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

　　

　　孙中山因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孙中山的逝世极大地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国民党陷入一种群龙无首、数雄角逐的局面。比较有资格和实力的分别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和许崇智等，汪、胡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都属于元老派，许崇智是军界泰斗。汪与胡比较而言，虽说两人政治资格难分高低，但汪精卫手中没有兵权，胡汉民身边却围绕着不少军队头目，尤其是粤军将领，如李福林、梁鸿楷等倾向于胡汉民，所以汪、胡两人相比，胡占优势。

　　

　　至于许崇智，虽说权倾一时，但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介武夫，他本人对夺取政治上最高领导权的愿望不是太强烈。剩下的只有廖仲恺，无论是从社会威望、革命资历，还是从军事后盾上，胡汉民与廖仲恺都是不分伯仲的，如果胡汉民想爬上权力顶峰的话，遇到的最大强劲对手便是廖仲恺。

　　

　　以胡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一直都从事着反对国共合作，破坏国民革命的勾当。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派别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升级，而廖仲恺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和信仰者。

　　

　　1925年5月，廖仲恺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毫不遮掩地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对驻在广东省内的军阀部队各据防地、霸占税收、开烟馆、设赌场，飞扬跋扈、欺压人民的状况深恶痛绝，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虽屡遭阻挠，但仍坚持不懈。

　　

　　同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胡汉民仅捞得个外交部部长，可谓位卑人轻。同时，这也意味着以胡为首的右派在与廖仲恺为首的激进派的较量中，陷入了劣势，这就刺激了右派的愤恨情绪。从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

　　

　　右派分子来势汹汹，但廖仲恺丝毫不为所动。8月，广州城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刺杀廖仲恺的谣言盛传开来，然而廖对这些传闻一笑置之，泰然无惧。

　　

　　8月18日，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有顾忌!”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告诫他，廖仲恺慨然说道：“值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黄埔学校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20日上午8时，廖仲恺偕同何香凝驱车赴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六次会议。当汽车到达党部大门前时，廖仲恺先下车，在门前登至第三级石阶时，突然自骑楼下跳出两个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内也有暴徒同时发枪，共射20余发。他身中4弹，俱中要害，当场倒地，不能作声，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即与世长辞，终年48岁。

　　

　　

　　

　　戴季陶：在广州自杀身亡

　　

　　戴季陶曾嘲笑陈布雷的自杀行为，但他于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他自感油尽灯枯，步了陈氏的后尘。据说是由于本人不堪忍受孙科的污辱的原因而吞食安眠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对于竭尽一生精力为国民党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戴季陶来说，可谓是痛苦化作倾盆雨，无可奈何东流去。他一生枉费心机，最终以自杀了却了沾满血腥和罪恶的一生。

 

　　可笑的是，戴季陶曾极不赞成陈布雷自杀身亡的做法，但仅仅3个月后，戴季陶重蹈陈的覆辙，于1949年2月11日自杀于广州省政府东园招待所。

　　

　　在曾经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府覆灭前夕，政坛上的众叛亲离、各怀鬼胎；战场上的军心涣散、一败涂地；经济上的紊乱不堪和民怨沸腾，相互错综，组成了万马齐喑的破败图画。陈布雷，这位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和接二连三的惨败面前，在他毕生为之惨淡经营所谓事业付水东流之际，抵挡不住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又痛恨自身不是神仙没有扭转乾坤之力，自吹胡子瞪眼睛却无济于事之时，一种绝望痛苦而又油灯已尽的消极想法充塞大脑。在为“国事”忧心如焚又爱莫能助的极端痛苦之中，以一种蒋介石赞赏的“愚忠”自杀成仁。可惜即使陈式人物颇多，愚忠纵可嘉，也无法为破烂的蒋家王朝抹上丝毫的光辉。戴季陶也许又是一种愚忠。

　　

　　与陈布雷相比稍多带一点喜剧色彩的是，戴季陶曾分别于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两度服了过量安眠药，都因及时予以抢救才苟且残延，大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传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再一次下定决心自杀时，因心脏过度衰弱，医生纵有高超医技也无法起死回生了。

　　

　　

　　

　　谭平山：病逝于北京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谭平山领导的民联积极参加反蒋、反内战活动，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之后更是公开反对蒋介石卖国、内战和独裁政策，蒋介石对此又恼又恨，企图除去谭平山。为此，他于1947出走香港，与国民党政府决裂。1948年1月，谭平山在香港参加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5月，他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身份同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9月，谭平山与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等人离开香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他们化装登上了一艘苏联邮船，经过16个日夜的颠簸，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谭平山和李济深、沈钧儒等35位民主人士，由东北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并参加了新的政协筹备工作。从此，谭平山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身边，积极投入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的战斗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副主席等职。在诸多的工作之中，谭平山主要的工作是在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谭平山担任主任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全力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此时的谭平山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但他仍然是神采奕奕，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日夜操劳。1953年，已经67岁的谭平山患上了高血压，由于年事已高，以及身体的缘故，谭平山就不再负担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了，但他仍然坚持总结过去，追求真理。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盖棺论定，谭平山在他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仍然不失为中国革命史上有影响、有贡献的革命家。

　　

　　

　　

　　张静江：客死纽约

　　

　　张静江辞职后，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其：“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炮火连天，死伤遍地。张静江遂决心从此吃素念佛，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

 

　　张静江虽皈依佛门，但凡心未断，仍然留意着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政坛顿时一片混乱。陈果夫于情急之中同CC系骨干商议，认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陈果夫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

　　

　　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家王朝度过危局。在最关键时刻，张静江最后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帝师”的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静江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年1月，建设委员会撤销，张静江的委员长自然当不成了。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张静江因病没有出席，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张静江全家又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继而又到了美国，寓居纽约。此时，他的瘫痪症日益加重。

　　

　　1942年12月，在张静江的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

　　

　　张静江的病情不断恶化。1945年，双目失明，仅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抗战胜利给他带来短暂的欣慰。

　　

　　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生命是岌岌可危。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都纷纷电唁，并给张的家人汇寄治丧费。16日，台湾当局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为之题写“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1956年，在张静江80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豪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蒋介石：病逝台湾岛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这是一个中国人传统的祭祖扫墓、悼念亡灵的日子。病入膏肓的蒋介石未能逃过这一天。

　　

　　台北夏令时上午11时50分，蒋介石撒手归天。在蒋弥留之际，宋美龄及蒋经国、蒋纬国和孙辈们均随侍在侧。蒋死时，党、政、军要员们接通知后赶到“士林”官邸，紧接着，宋美龄、“副总统”严家淦及“五院院长”、蒋纬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相继在蒋之遗嘱上签了字。

　　

　　次日晨7时，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做出两项重大决定：(一)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位“总统”。(二)不准蒋经国辞“行政院长”职，要他“衔哀受命，墨■从事”。

　　

　　据说，4月5日早晨，台湾晴空万里，但到蒋去世时，台北上空却正好雷雨交加，大雨倾盆。

　　

　　台湾民间传说，蒋之灵魂乘风雷而升天，他是应天主之召而去的。蒋经国则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江南却反驳道，这些说法如同说蒋介石是乌龟精一样荒谬无稽。唱颂歌也罢，诅咒语也好，实无根据所言，但蒋死于清明节，死时雷雨交加，确是个让人产生联想，引发话题的巧合之事。

　　

　　蒋介石死后，台湾当局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开展神化、圣化蒋介石的活动。蒋之死，被称为“崩殂”，其坟墓称做“陵寝”。从4月6日至17日蒋“大殓”的次日，台湾平时红色套版的报纸一律改为黑色，电视停播彩色录像和娱乐节目。主要的公家机关，红地毯之上覆盖上黑布。据古屋奎二称：台湾“街头布店自动免费提供黑色表章，红色领带和鲜艳服装都见不到踪影，连印章用的红色印泥都改用了蓝色”。“以致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都消失了红的颜色”。是蒋介石真的如此深得民心，还是台湾当局的强令所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蒋介石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汪精卫：死后被抛尸扬灰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寒逼人的晚上，梅花岭四面响起了陆军的“试炮”巨响。

　　

　　工兵在水泥墓上钻好炮眼，放好引信，轰然一声，炸开了这个石墓，露出棺材。撬开棺盖，马崇六看到汪精卫的尸体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上还披了一条红色绶带，尸体并未腐烂，只是脸色青灰，已有黑斑点点。马崇六叫工兵实行“抄身”，发现棺内除汪的一堆朽骨和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只有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

　　

　　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料是汪死前之作。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马崇六“验明正身”后，就下令用吊车将棺木吊到卡车上，向清凉山火葬场驶去。这里士兵们立即平整土地，填满墓穴，运走垃圾，将一座事先以积木式拼装好的翘角亭子，放在墓地上，不到天亮，就已完工了。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汪的坟墓，就此消失，这里依旧成了游览风景的地方。

　　

　　装着棺材的汽车，由马崇六押车开到火葬场。场内人员都已调开，全由工兵操作。棺材被立即送入火化炉，但见一团火球，飞舞燃烧，40分钟不到，全部烧光。一副价值连城的楠木棺材，也一起化为灰烬了。马崇六命令开动强烈的鼓风机，向炉膛吹去，顷刻间尘灰飞溅，汪精卫的骨灰就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见了。

　　

　　汪生前所作的诗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句子，本是得意时随手写写的，想不到，到头来一语成谶，竟成事实!

　　

　　

　　

　　陈果夫：没钱买药，贫困而死

　　

　　陈果夫是比较清廉的，没有积蓄，又患有严重的肺病。在台湾没有钱买药，至贫病而死。死后，蒋介石题：痛失元良。

　　

　　陈立夫走后，陈果夫的家庭经济也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这时，陈果夫的身体已每况愈下。　早在抗战后期，他的肺就已溃烂，只有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再度加剧，背后炎症流脓不止。

　　

　　到台湾后，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暂时得到控制。

　　

　　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民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所以有人说，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还真不多见。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曾经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也是枉然。

　　

　　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建华写了封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赵建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与陈果夫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陈果夫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

 

　　这年的9月，陈果夫病情加重。他咯血不止，用什么药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10月5日，是陈果夫59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望陈果夫。蒋氏父子的到来，使得陈果夫大出意外。

　　

　　蒋介石关心地说：“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没来看你。你目前身体恢复得怎样，是用西医还是用中医治疗?”陈果夫回答说：“医生说，目前先西药，等症状控制住时，再用中药补身体。”站在一旁的主治医生向蒋报告了陈果夫的病情。

　　

　　蒋介石“嗯”了一声，便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谢谢‘总统’的关心,我很快就会好的。”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为了方便治病，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

　　

　　台北医疗条件比台中好，看病拿药都很方便。但陈果夫住在这里却很不习惯。在台中，陈果夫情绪不好，还敢找朋友发发牢骚，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在台北他就不敢了。这里，蒋介石的耳目太多，稍有不慎，马上就会反馈到蒋介石那里去。所以住在台北，陈果夫感觉很压抑，心情不好。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从台中来看望陈果夫，当陈果夫谈到自己的苦恼时，那位朋友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言毕，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夏天转眼来到了。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止，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X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陈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

　　

　　8月28日上午，陈果夫体温骤然升高。下午2点以后，开始昏迷不醒，进入弥留状态。延至4点52分，陈果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正好60岁。

　　

　　

　　

　　冯玉祥：在黑海遇难

　　

　　亲自步入美国社会后，冯玉祥才觉得美国也并非他想像的那么好，美国也绝非是什么“好人”，而是借刀杀人的刽子手。1946年10月16日，冯玉祥就曾对旁人讲：“不要以为人家(美国)完全不赞成我们打内战。恐怕我们越打得厉害，人家是从内心里越快活。可是他们口里还说，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啊!”真是绝妙的揭露!对于美援，冯也是坚决反对的，他大声疾呼：“不用美国的武器来杀中国的百姓，只要这一条做到了，我们中国好了，全世界也好了!”

　　

　　虽远在国外，冯玉祥对国内政局的发展还是特别关心，蒋介石在国内到处镇压革命活动，镇压进步人士，冯发表大量演讲、文章来谴责蒋政权。

　　

　　此外，冯玉祥还印发了《为什么要反对援蒋》和《我为什么与蒋介石破裂》两个小册子，并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去世后才出版)，来阐述他自己反蒋的态度和主张。

　　

　　冯的这些活动，当然逃不过蒋介石特务们的眼睛，蒋介石也不会放过他的，他首先将冯玉祥开除出国民党，后又吊销了冯的护照，美国移民局马上控告冯无居留权，要传讯他。但他们的阴谋未得逞，在苏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帮助下，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离开美国，搭苏联“胜利”号轮赴苏，以便转回祖国的解放区。

　　

　　但不幸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8月22日，“胜利”号正向敖德萨港口进发时，轮上失火，冯玉祥被烟熏窒息，施救无效，与他随行的一个女儿晓达一起遇难。一年后，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冯玉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周恩来致悼词：“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在美国最后一幕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有此评价，冯玉祥的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

 

　　孔祥熙：客死纽约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纲纪、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侃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出庭致词，社会人士纷纷予以关注。

　　

　　据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额开销使该案成为轰动一时的一桩大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法院开庭后宣判，原告孔祥熙胜诉，被告人需赔偿1万元开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台湾当局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泄露出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这下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终于被揭底。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蔼龄一起搬进新居看病养老。1967年8月的一天，孔祥熙突然晕倒，被家人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对他的一生作了如下评述：

　　

　　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5号大街的马尔布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与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给予了很高评价。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在追悼会上代为宣读。

　　

　　

　　

　　何应钦：中风而死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也不推辞。

　　

　　随着年岁增高，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与日俱增。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故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仿佛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时代。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带回家乡的土特产。

　　

　　有人从贵州探亲回来，他必定要向他们打听大陆亲属们的情况。

　　

　　春去秋来，转眼何应钦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常常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幽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幽镇的风景，凭想像画出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看着画中家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这幅图画一般在眼前打开，他仿佛觉得自己已回到了故乡。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现为市）城南约42公里的泥幽镇。他出生时的何氏旧居，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当地政府还拨出专款，对何氏祖居进行了修葺。一次，一位兴义小同乡回大陆省亲，返台时，带来了一本家乡人赠送的兴义市及泥幽镇的彩色影集，他还带话说：“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一辈子反共，直至老年。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他看到了。传过来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信息，都当作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尽管如此，何应钦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他时常把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上的泥幽街，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看到泥幽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那羊肠小道，他就想到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道，离开泥幽，到兴义考县立高小。他就是从这条小道，走出泥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每每想到此，何应钦就会陷于深深的思乡怀旧之中。但这种人之常情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

　　

　　晚年何应钦的思想，一直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苦苦煎熬着。何应钦95岁时，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90和95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何应钦就是靠这，冲淡着自己的思乡之苦。

　　

　　1986年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

　　

　　1987年初，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荣民总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100岁。

　　

　　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