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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削藩术
宁汉合流，尤其是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然而，北洋军阀时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愈演愈烈。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抱团结伙，混乱不已；而蒋介石的一些政敌，或者本身就是军阀，或者借助军阀张势，窥视中央政权，挑战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地位。蒋介石为了削除这一心腹之患，采用了各种手段，削弱乃至消灭军阀势力。然而，他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蒋介石玩弄权术，虽也奏效，但治标不治本。因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
结合，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要根除军阀割据，首先要从治这个根本着手。当然，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为的，否则，那就挖掉了蒋家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
拜把结盟，赢得少帅归顺
拜把子，结拜仁义兄弟，这在古代充斥汗青，而刘关张桃源三结义，神话般地千古流传。近代以来，这种形式在洪门帮会沿袭。蒋介石也曾在黑社会混迹，他驾轻就熟，把这一套路运用到官场，运用到与军阀的争斗之中。
事 例：
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把兄弟，则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例。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１９０１年生，其父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１９１９年７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随后升任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第二年春天，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１９２８年４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对北伐军作战。张作霖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一个军阀，但此时的日本人感到难以驾驭张作霖。于是在张作霖返回东北的途中，安排特务在皇姑屯路段埋炸弹，将张作霖炸死。不过，当时日本人并不知张作霖的死活。为了防止不测，奉军统帅部并没有公布实情。帅府控制极严，医护人员照常“工作”，一再向外界声明，大帅的伤情正在转好，不日即可视事，云云，演了一场“空城计”。
在张作霖被炸身亡的当天，北京张公錧正在庆祝少帅张学良的２７岁生日，生日与忌日巧合在一起。张学良闻讯后，沉着应对这一突出事变。指挥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当时称奉天），立即召开东北三省军政要员紧急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发布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宣告张学良接任张作霖的职务；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相等元老的辅佐下，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多方压力，７月１日，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全国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的事宜。
蒋介石来到北平，亲自处理东北问题。他接见张学良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张学良仍然是东北三省的全权统治者。他还派人到沈阳同张学良直接谈判。这时日本政府加紧了干涉中国南北统一的步骤，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以强硬的态度阻止东北易帜。随后，他还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一封信交给张学良，声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其联系之必要；并表示日本愿给军事援助接济。日本方面，利用给张作霖治丧的名义，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说：“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向日本人严正表示：我是中国人，我考虑的一切问题都是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话的，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坚决地顶住了来自日本的压力。但为谨慎从事，避免日本借口出兵，决定将易帜时间推后几个月。为了不让蒋介石产生误会，派代表多次向南京方面解释，表示东三省事实上早已服从中央，所差的只不过是悬旗这一形式问题。
为了促进东北易帜，蒋介石在１０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力排众议，提名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获得通过。他致电张学良指出：“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接着南京方面与张学良代表达成４点协议：（１）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２）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中央同意。（３）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经中央任命。（４）易帜不能迟于民国十八年元旦。此外，蒋介石还答应由南京中央每月接济东北军饷１０００万元，东北党务允俟党员训练完成后再行推进。
东北易帜步履维艰。前前后后，历经近半年。本来易帜是蒋介石、张学良都乐意做的事情，不太复杂，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是涉及到日本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本千方百计地阻挠东北易帜，美国则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１９２８年７月，中美两国签订《整理中美关税关系条约》。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征得南京政府同意，以赴朝鲜的名义，于８月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力劝张要坚定决心，尽早实现东北易帜，表明美国愿为此作出努力。蒋介石和张学良都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８月，他们分别打电报给正在美国访问的伍朝枢、孙科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阻挠东北易帜的行为。９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日本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等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之事。１１月，张学良派特使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向张方特使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斗争，１２月２９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至此，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东北易帜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抑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当时东北军有３０万人，装备全国第一，他知道谁能够获
得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够主宰全国，他曾私下说：“张学良是当代韩信，必须将其纳入自己账下。”现在他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一庞大的队伍收归自己的旗下，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他要好好地利用这一“偏师”去制服那些不服从他领导的军阀。的确，张学良的归顺，使他受益多多。
首先，在中原大战期间，假调停为名，行武力助蒋之实。１９３０年，冯玉祥閰锡山联合反蒋。张学良在东北按兵不动，双方都极力争取拉拢。但张名义上中立，从中调停，实际上在观战。蒋介石多次派人到沈阳等地向张学良游说，许诺给青岛等地给张，又委托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支付巨款；美英、法驻华使节也出面施加影响。张学良经过几个月的观望，于９月１８日发出“巧电”，表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他自称“中间而偏向南方”立场上，实际上是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他命令于学忠、王树常率部入关，驰援蒋介石部队，进驻平、津。至此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难以为继，冯军向黄河北岸败退，閰、冯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但蒋介石的部队继续进攻，占领郑州、洛阳，冯閰十余万人被俘。张学良助蒋有功，蒋也给予回报，委任东北军的王树常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令，自此，华北归属东北军掌握。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主动要求跟张学良换帖子，要求结拜兄弟，自此，张蒋结下不解之缘。
其次，东北退让，代蒋受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经过秘密策划，炸毁了柳条湖一带的路轨，污蔑是东北军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电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南京方面回电，无论日本如何挑衅，我方不应该抵抗。东北军将士忍辱执行不抵抗命令，被迫撤退。在很短时间日本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举国悲愤，纷纷痛斥日本的侵略的罪恶行径，也痛斥江北军的不抵抗主义。全国舆论都指责张学良，张学良一时间成了千古罪人。
其实，张学良有难言之隐。东北在很短时间内丢失，张学良肯定有责任，然而，他确实也是在替人受过。事变发出后，蒋介石下给张不抵抗的命令，要求张把所有的东北军撤往关内。但是，不抵抗是要冒挨“卖国贼”骂名的风险的，蒋介石不愿意承担这一罪名，所以他当面告诫张学良：“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中国人说。”张学良是一个讲义气之人，不得不忍辱负重，严守绝密，长期不向外界公布，直到他离开人世前，对这件事还是含糊其辞，目的只有一个，宁愿自己忍受骂名，也要维护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的名声。
评 析：
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加上拜把结盟，感情联络，争取到了张学良的归顺。尽管东北易帜在前，蒋张拜把结盟在后，这种形式对张学良归顺、巩固易帜、维系蒋张的政治军事同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张学良能在东北归治于中央政府上形成共识，最根本的还是双方对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人认同，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东北易帜对日本侵略野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爱国之举。张学良受绿林之风的影响，江湖义气浓厚。蒋介石抓住张的性格，在东北易帜后，与张学良拜把结盟，以情感纽带巩固易帜成果，形式上显然得落后，但取得的实效是明显的。
蒋介石用拜把结盟的手段，赢得了张学良的归顺，不仅巩固了东北易帜的成果，使他在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权；张学良在关键时刻以武力相助，使其在与冯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替蒋受过，严守隐秘，维护蒋的领袖形象。然而，蒋介石多次有负于张少帅，尤其是西安事变，促蒋抗日，捉蒋放蒋。张学良讲义气，而蒋介石只记新恨，不念旧情，将张学良软禁长达近半个世纪，一代可能很有作为的少帅，就这样被不讲信誉的蒋某人所摧残。
分而制之，勿使对方扎堆抱团
权谋家在谋划蓄势之术时，就可能达到的结果而言，有上策、中策、下策。在自己积蓄力量，扩充队伍时，敌对方（或潜在的敌对方）的队伍越来越小，及至自行瓦解，这是上策；如果自己蓄势，敌对方也在蓄势，双方势均力敌，此乃中策；对方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而自己的势单力弱，无力抗衡，这是下策。权谋家运筹帷幄，当然企盼的是第一种结果，极力避免后两种结果，尤其是后一种结果。蒋介石对各路军阀采取分而化之，分而制之的权术，力求使对方由强变弱，达到消灭敌对方，或者是兵不血刃，把对方像切蛋糕似的分割，然后一切收入襄中。在削蕃（削弱地方实力派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常用这种权术。
事 例：
在国民党的军队势力中，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地方实力派中，真正能够跟蒋介石抗衡的有有四个地方军事集团，一个是李宗仁、白崇禧统率的桂系，一个是西北的冯玉祥的军事集团，还有一个是粤系，再就是山西的閰锡山军事集团。前两个集团的首领既是蒋介石的政敌，又是军事集团的首领。后两个集团则是军事集团的首领，但又时常与蒋介石的政敌结合，组
成反蒋联盟，或者以军事力量助蒋政敌。
对蒋介石来说，削弱、瓦解冯玉祥的军事集团不十分难，因此，冯玉祥的队伍虽大，士兵打仗也比较勇猛，但组织不十分严密，内部小派系众多，矛盾纷争时常发生，只要做做工作，就可以分而化之。閰锡山在军界政界长期混迹，见多识广，被称作“老狐狸”，但目光短浅，基本算是小富即安，他的计谋也只不过是护身而已，只擅长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处于一种守势，缺乏问鼎中原的气魄，构不成大的威胁。广东的地方势力虽然有很强烈的政治角逐欲望，但广东军阀向来是派系林立，经常自己斗得死去活来，分化这个军事集团蒋介石也颇有心得。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桂系，李 桂系长期能与蒋介石抗衡，并不是因为他的硬实力有多强，它在财政、军事、政治上，与其他几个军政集团相比，并强不了多少，在兵力上远不及冯玉祥的３０万的兵马，在财力上，更不如广东军阀那样财大气粗。可他们的软实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军事集团都不能相比的，就是蒋介石的嫡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可能比桂系弱三分。桂系的内聚力很强。桂系有三个核心人物，他们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各有所长。
李宗仁在政坛长期角逐，老谋深算，且为人比较宽厚仁慈，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众望所归；白崇禧实干精神很强，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又善于心计，在国民党的军事首脑中，在军事谋划上要高人一筹，素有享有“小诸葛”之美名。而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黄绍竑，此人擅长外交。这三人的特长互补，相得益彰，抱团紧密。即使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但其基本上可以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明里暗里为桂系服务。李、白、黄三个抱成一团，以广西为根据地，不断问鼎中原。广西这个地方底子薄弱，长期贫困，老桂系统治期间，横征暴敛，更是苦不堪言。李、黄、白经营新桂系后，将广西治理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
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桂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可以说十八般武艺全都用过。
第一，白北李南，使其难以相互照应。就桂系部队的现状看，蒋介石觉得，从桂系内部拉出队伍，分而化之，不仅难度大，还有可能引起反感，助其内聚。为了达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着手从外部小动手术。其办法是，把李、白、黄拆散任用，使他们不能相互照应。蒋介石千方百计地使这三个人不能在一起，用各种理由把桂系的人马分开，让他们分头驻扎，分散而踞。早在北伐前夕，蒋介石曾提名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这让很多人惊讶，白崇禧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些灵气，但其资历很浅，年纪很嫩，只有３０来岁。连李宗仁也劝白崇禧不要去，但白崇禧看到这是为全国瞩目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途，所以执意要去，派蒋介石安排为副参谋长，实际上代理参谋长，因为当时的参谋长李济深并没有到职。白崇禧以为自己的才能会为蒋介石所看重，他那知道蒋介石拆散于李白联盟于萌芽状态的意图。在北伐中白为蒋介石十分卖力，在军事上多次，为蒋解围，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于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助桀为虐，在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时，献计出兵，很是卖力。然而，蒋并没有怎么重用白崇禧，这是当时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二次北伐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交给桂系，将两湖也交给桂系，这样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一时间，大有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势。李、白部队作战勇猛，但在政治上毕竟过于年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蛋糕里暗藏杀机。桂系军队分布太广，战线过长，白北李南，联系不便，更不用说遇事商量了。当时李宗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穿梭，白崇禧坐镇北平，黄绍竑呆在广西，桂系腹部暴露，处在被其他军事集团袭击的危险的位置。这一部署刚刚结束，随之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由于早做了手脚，桂系首尾难顾，桂系全线崩溃。这样桂系在北伐中获得的地盘，在北伐中集聚的军事力量，几乎在一夜间丢失殆尽。
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８４个军，１８个独立旅、２１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６．４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４．５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２００个师裁减为５０个师，裁掉１５０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 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上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巧离间，拉弱抑强
离间计是兵家和政治权谋家经常使用的计策。始处于《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说的是，如下手下的人顺从统领者，是吉祥之兆。亲比辅助发自内心或内部，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常理。兵家、权谋家则加以发挥，将其用之于计谋。其用计的逻辑是，人们通常相信亲比辅助来自内部，便不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如果内部出现裂痕，就可能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统治者时刻提防内部生变。兵家和政治权谋家常常利用这一心理，进行离间，搞乱其内部关系和政党的秩序，从中渔利。蒋介石对付各路“诸侯”，也常常使用此计法。
事 例：
蒋介石离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是一则典型例子。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们时而拜把结盟，时而又反目为仇。在冯閰之间，他想方设法离间冯阎关系。拉拢相对弱一些的阎锡山，共同抑制力量强的冯玉祥。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随后，冯以调停人的身份，在郑州撮合蒋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后，虽然宁汉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快国民党中央政权在南京统一。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开封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太原分会主席为閰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见势不妙，向全国发出通电，匆匆忙忙撤出关外。至此，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按照论功行赏，那冯玉祥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冯家军英勇顽强，战斗力强。在北伐前，他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素来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因此，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天津。这两个地方，仅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的力最大，而且在蒋处境危难之时，挺身相助，有恩于蒋介石这小老弟，蒋介石这小老弟肯定会以李相报。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阎锡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块大肥肉。他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滑，诡计多端，是冯玉祥所不能及的。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编撰北方，所以他以为好地方只能是冯玉祥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北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５月，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中，阎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点到为止。
其实，蒋介石找阎锡山会谈，正是要他的这席话。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离间阎冯联盟关系，从话音中听到阎冯并非铁板一块，有空子可钻。他决定巧施离间计，使冯阎联盟的裂痕扩大，为我所用。就目前的态势，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谁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他的军队刚刚扩大，除了嫡系部队，收编的军阀部队是一些杂牌军，部队很弱，还很难对付冯阎的军队。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太长，造成冯阎的联合，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困难。所以，华北暂时不能自己要了，要了，聚宝盆可能成为大包袱。但华北到底交谁代管呢？他决定把这个难题，变成施行离间计的一个载体。
他决定把冯玉祥想要得到的东西，偏不给冯，而是给阎。二次北伐，几个大军事集团势力空前扩张。面阎锡山军事集团的势力不大。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的部队最接近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构成的威胁最大。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京、津交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那后果对自己极为不利。所以，他要防冯一手。此外，若给阎锡山，那还可以使冯玉祥把对分赃不均的怨气朝向阎锡山，北方的冯阎联盟的裂缝可能会更大，这有利于分而制之。到底如何实施这一计策，蒋介石也颇费了番心思。
６月，蒋介石到河南新乡与冯玉祥会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蒋介石论功行赏，将北京、天津给自己。但是他又很爱面子，不愿意把话说明白，怕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口实。而其内心也认为于情于理，不用自己张口，蒋介石都会把这两个地方给我。他自己把起初意图亮出来，而是表示一切听从中央的。好家伙，我蒋某人就是等这句话，这样，离间戏就好唱了。他于是来一个顺水推舟，立即说出，北京、天津让给阎锡山，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理由若干，你们地盘不小了，山西地盘不大，冯老兄发扬点风格吧。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复杂，不易对付，“大哥情怀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閰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很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但嘴里是这样说，心里哪能平静，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却让阎锡山这个后来者拿走了，冯军的将领无不大骂。冯不满归不满，无可奈何，蒋介石抑制了冯玉祥集团的势力。人家是“天子”暂时惹不起。那总是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于是乎，把怨气朝阎锡山身上发了。这样在冯阎中间打下了一个楔子。本来蒋介石想静观冯阎之间干戈相向，他以中央名义，居中调停，坐收渔利。
哪知道，阎锡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冯玉祥有怨气就让他发吧，反正实惠已得，何必与冯闹翻呢？何况，冯的地盘与自己紧挨着，人多势众，如果真正打起来，蒋搞壁上观，那自己就惨了。因此，他也不管与蒋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冯玉祥联系，调节冯阎关系，试图拉拢冯一起反蒋，这正对冯玉祥的路了，他俩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反蒋的“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评 析：
离间术，五花八门，若加以归类，大体可分为正道和反道，“正道”是主动设局，让对方堕入所设的陷阱，手段很多，或造谣中伤敌对方的重臣、良将、亲信，或以金钱、美女之类为诱饵，或派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离间对方的君臣、上下关系。“反道”，也叫反间计，也可以说是将计就计，敌方对我方施离间计，我方借其计，达到我方的目的，包括提供假信息，把对方派来的奸细加以收买，为我所有。
在反间计方面，人们比较熟悉的，那就是东吴周瑜利用曹操派指蔡中兄弟二人诈降江东。周瑜明知这二人是奸细，于是趁此机会，将计就计。同黄盖一起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黄盖选派人去向曹操请降，曹操不相信。此时正好收到了蔡氏兄弟的来信，报告黄盖所说的情况是真的，曹操才深信不疑。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设计反中了小周郎反间计的圈套，遭火烧赤壁之祸，使自己铜雀台锁二乔的诗句，成了千古笑柄。
蒋介石在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中间施离间计，属于“正道”，即主动设局。首先，冯阎联盟本身就是一种暂时联盟。他们之间潜伏着矛盾。蒋介石有机可乘，这是主动设离间计的前提条件。其次，诱计。蒋介石明知阎锡山对冯玉祥不满，自己不把问题挑明，在与阎锡山会晤时，引而不发，让阎锡山把冯阎之间的矛盾挑开，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布设离间计。第三，设圈套、布陷阱。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把京、津地区给予冯玉祥，但自己不亲口说出来。他抓住冯玉祥爱面子的弱点，设圈套、布陷阱，即用加以引诱，让冯玉祥说出违心的话
，接着顺势而作，使冯玉祥有苦难说，吃了一个哑巴亏。第四，助弱抑强，把好处给予弱的一方，这样既可以扩大矛盾，又少有风险。分析蒋介石施离间计的过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可是，蒋介石巧施离间计，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弄巧成拙。这正应了《红楼梦》中所云：“聪明反被聪明误”，虽然蒋介石没有丢掉身家性命，但也吓出一身冷汗。对于权谋家来说，权术有效，但权术也不是万能的。
略施小计，一石三鸟
一石三鸟，是说做一件事，取得三件事的回报。从权谋的角度讲，以一个计策达到多种目的，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是权谋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蒋介石常常用此计策对待地方军阀。
事 例：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消灭孙殿英军阀势力，所谋划的计策，就是力图收到这样的功效。
在民国历史上，被蒋介石打败的军阀中，孙殿英实力并不强，但是一块牛皮糖，很难肯。孙殿英，１８８９年出生于永城县，他的母亲客居在外婆家生下他。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混迹于江湖。在江湖闯荡过程中，学会了圆滑处世的社交哲学，也赌出了一套精湛的赌博技巧。孙殿英酷爱赌博，对各种赌博方法极为精通，有人夸张说，他的赌道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传说，孙殿英打麻将，一圈下来，依靠自己对牌纹路的记忆，他能够对牌桌上的牌认得差不多。对于掷色子，他更是有一套，经常练习，能够根据声音判断点数，最后他还能控制点数，想掷几点就是几点。发迹后，在他的办公桌边有一个专门的色子碗，公事之余，常常以投掷色子为乐。
孙殿英幼年家境贫困，长大后对金钱有特别的爱好，他每到一地，总是以捞钱为第一任务。但孙殿英捞钱而不积攒钱，他常对人说：“会捞钱，更要会撒钱。会捞钱是二流学问，会撒钱才是一流学问。”他最崇拜蒋介石，他总结蒋介石一生“成就”说：“蒋介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将钱撒出去。”由于善于捞钱撒钱，孙殿英团结了一大帮有江湖义气的朋友，与各派军阀都玩得很转。
他早年加入土匪，后来成为绿林老大，被当时北洋军阀收编。１９２２年，孙殿英投靠张宗昌，在张宗昌手下担任军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宗昌败逃山东老家，将他这个杂牌军扔下不管。政客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收编北洋军阀的部队，孙殿英投奔到冯玉祥的门下。因为孙殿英的部队是杂牌，跟冯玉祥的西北军又没有多大的历史联系，他的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为了捞钱，１９２８年，孙殿英竟然打起慈禧太后墓的主意。他以为慈禧太后会有很多陪葬品，派工兵营乘夜幕掩护，挖了慈禧的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他挖了墓后，很懂得撒钱，据说，他派亲信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将一个翡翠西瓜送给了孔祥熙，让他们在上层给他说情。这一手果然奏效，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盗墓案件不了了之。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孙殿英起先犹豫不定，后来看见蒋介石只有４０万军队，而冯閰加起来有７０万之众，以为蒋介石会失败，就热心投奔了冯玉祥，冯玉祥封他为安徽省主席。蒋介石为了拉拢孙殿英，特地委派当时任河南省建设厅长的张钫到孙殿英处游说，带着手谕和４０万大洋巨款，给了孙殿英，结果，孙殿英脚踏两只船，一方面收下巨款，另一方面，拒绝投靠蒋介石，但为了留下后路，他将张钫礼送出境。孙殿英想耍弄蒋某人，那万万使不得，深为蒋介石所痛恨，蒋介石等待时机收拾他。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部队被蒋介石改编。１９３３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邀请孙殿英参加，当时孙殿英手下有人马３万来人，如果参加冯玉祥的同盟军，势必在北方出现比较强大的反蒋力量，这深为蒋介石所害怕。他要求何应钦尽快想办法阻止孙殿英参加。而孙殿英对此事也不太热心。他自己也盘算了利弊，自己认为不是冯的嫡系，如果参加同盟军，有可能被冯玉祥吃掉，而自己也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所以，一直是在观望。这时，何应钦委派自己的秘书刘健群亲自到孙殿英部队内劝说孙，随之而来的是戴笠。戴笠也曾在江湖上闯荡过，两人见面谈得很投机。在戴的劝说下，孙殿英表示遵从蒋介石，不参加同盟军，但要求蒋介石给他地盘，蒋介石答应给孙殿英察哈尔主席的位置。
等到蒋介石解决了抗日同盟军之后，孙殿英可利用的价值就不大了，察哈尔主席的承诺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孙殿英内心相当不满。当时，孙殿英有兵有枪没有地盘，由于一直没有稳定的地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像“客军”，受人白眼。在军阀当道的年代，如果没有地盘，那就困难重重。军心也就难以稳定。而依靠蒋介石，是绝对不会给这些杂牌军的军队军饷的。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突然对孙殿英下发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青海省屯垦督办。蒋介石之所以作这样的委任，并不是他对孙殿英承诺食言的一种补偿，而是采纳了何应钦的主意，决定以计策最终解决孙殿英部队。
当时，西北地区是由三马控制，马步芳控制青海，马鸿奎和马鸿宾控制甘肃、宁夏。这三省处于边缘地带，天高皇帝远，蒋介石鞭长莫及。三马对蒋介石不敢明抗，但阳奉阴违， 他非常想消灭三马地方势力，但又不好直接出兵。这时，孙殿英找他要地盘，何应钦出主意，提出把孙殿英派往西北，以搅乱西北的政治局面。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孙殿英得到蒋介石的任命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次有了归属了。尽管有人对他说蒋某人送的这份礼是不好收的，会冒很大风险，但孙殿英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同年，孙殿英由驻地包头集中，９月向宁夏出发，１０月到达临河、乐平一带，摆出了进攻的队形，就在孙殿英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孙殿英必须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蒋介石再次出尔反尔，并不是什么健忘，而是进一步运筹他的计策。他料到，西北三马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来抢占他们的地盘，肯定要反击，同时对蒋介石也心存不满。蒋介石要稳住西北“三马”，为了安抚“三马”，他才命令孙殿殿英停止前进，给“三马”先吃一颗定心丸。而他也预料到孙殿英一定会拼命地要抢这块地盘，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命令，继续进攻“三马”，这样既能够使孙殿英和“三马”大战，又将自己置于局外。
果不其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孙殿英明白了蒋介石的诡计，但事情已经如此，不打也是不行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他下了攻击令。
而另一边，也被蒋介石调动起来，蒋介石命令马鸿奎堵截孙殿英，答应给予军费支持。由于孙殿英直接威胁三马地盘，即使蒋介石不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们也要与孙殿英鱼死网破，何况现在有了“尚方宝剑”，蒋又答允给钱，马鸿奎指挥军队攻击孙殿英。
同年２月，孙殿英攻击“三马”的进程十分不顺利，随即亲自组织人马攻击。但仍然失败，３万人死伤很多，不得不转入防守。为了防止孙殿英部队兵败到处流窜，蒋介石命令閰锡山的王靖国部驻扎在临河，堵住孙的逃往山西的退路，这又给了閰锡山一个人情。同时命令胡宗南部到达中卫，准备一旦“三马”抵挡不住，他们就继续攻击。三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孙殿英惊恐万状，他深知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当，但悔之晚矣。这时蒋介石抢先公布孙殿英的罪状，停发了他的军饷，然后派人劝孙殿英投降。走投无路的孙，只好缴枪投降了，自己宣布下野，到山西隐居。
评 析：
蒋介石施计，解决西北地方军阀问题，收到一石三鸟的功效。从此计谋设计、实施过程看，蒋介石考察得比较周全。用此计解决孙殿英顺带解决西北“三马”问题的计策是何应钦的献策。蒋介石能接纳部属的进言，实为难得。抓住了孙殿英的弱点，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支撑点，如同流寇；要地盘心切，会缺乏对“诈”术的防范。挑起地方军阀的争斗，坐山观虎斗，企盼从中渔利，此计用“缺德”二字贬损并不过分。但是，就蒋介石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一石三鸟的机会，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蒋介石常常是以利为转移的。在实施上，蒋介石作了多种防范，比如调动阎锡山部阻塞孙殿英的退路，给阎以利益；命令胡宗南集合重兵，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在解决孙殿英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了。他略施小计，获得一石三鸟之奇效，在与地方军阀斗法中一次胜利了。然而，在蒋介石与何应钦们弹冠相庆时，不知是否想到此计的负面后果。此计也太损了！这里可以套用这位正人君子的精典话语回敬他：权术使他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了解其内幕后，一些人对他的崇敬之情就会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所失去的远远超过所得到的了。
当然，孙殿英军阀势力的毁灭，是罪有应得。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
军事上，把借用力量或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部队称做“偏师”。“偏师”不可小视，往往是奇兵，出奇制胜。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是蒋介石借用的“偏师”。这支“偏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 例：
如前所述，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一方，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从军事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兵力只有４０万人，而冯阎的部队加在一起，有７０万之众，蒋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两军对峙，蒋处不利的形势下，他要借用一支军事力量，使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支力量就是东北易帜的张学良部。
当时张部有３０多万人，而且装备优良，远远胜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是冯阎地方军阀所不能相比的。而且，从历史恩怨来说，张作霖的东北军败退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阎加入蒋介石的讨奉行列。对此历史恩怨，张少帅不会不耿耿于怀。蒋介石有可能利用这支力量作“偏师”。当时，冯阎也在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阎锡山先后派一名亲信前往沈阳试探，接着又派说客张清、温寿泉等人为代表到沈阳， 将冯阎所拟反蒋通电交给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在上面签名，张学良未予以理睬。冯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张学良，以寻求他对冯阎反蒋联盟的支持。汪精卫则派郭泰琪与张学良见面。蒋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着，派李石曾、吴铁城、张群等政坛要员会见张学良。１９３０年７月，张学良在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各派势力都派人捧场，一时间，张学良身价倍增。这时的张学良也要来一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了。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对峙双方都认识到张学良的态度举足轻重，都在极力拉张入股，其手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权术较量中，蒋介石技高一筹。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蒋介石一步。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映又迟缓，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至，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的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这样，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第三，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锲而不舍；而冯阎则做功不够。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紧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介石的说客就跟到那里，张学良３０岁生日那天，蒋介石派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为其祝寿。张学良到北戴河，张群也到北戴河，张到沈阳，这帮人跟到沈阳。蒋介石摆出一副非说服张学良绝不罢休的姿态来，张学良看到如此行为，有些心烦，可细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帅”。相比之下，冯阎的代表懒赖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蒋介石还用钱打通张身边人的关键。吴铁城与张的部下打牌，几个月下来，输给东北军的牌钱有十几万，这样，在张学良那里敲边鼓的倒不少。
第四，蒋介石舍得下大本钱，且是一些干货；反观冯閰小手小脚，且是空头支票。蒋介石早就给张学良许过愿，只要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则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蒋介石首先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在军内职务仅次于蒋某人。７月，又派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几份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北平、天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胡若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次长、这样不仅张学良的地位确认，就是东北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的地位也确认了，东北军不但可以入关，而且进入了中央政府。对比冯阎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冯阎只给了张学良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名义，对张学良部下入关之后的地盘则没有什么表示，就冯阎而言，他们还缺乏驾驭张学良的气魄和能力。他们准备定都北京，担心把北京让给张的东北军，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蒋介石对属下的驾驭能力远远比冯阎强，他没有京城让外人设防，受制于人的担忧。在军费方面，蒋介石慷国家之慨，笼络张学良之心，非常大方，一下子拨给张学良入关经费达２０００万元，在那个年月，不说是天文数字，倒完全可以是一笔巨额经费。在军阀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面前，其产生的吸引力之力是可以想像到的。而冯阎，却没有动真格，话又说回来，他们没有掌握中央政权，哪来那么多的钱来收买张学良，他们自己的军费也需要向蒋介石乞讨，他们之所以起兵反蒋，不就是为了多留一点队伍，争取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近的待遇，多要点军费。如果有巨额多余的钱给张学良的话，那里，还会扯旗反蒋呢？
张学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刚刚接下父亲手中的权力，而且，还是仓促上阵，脚跟尚未站稳，其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使他行事以稳妥为好，害怕初涉军事政治的角逐场，一旦失误将造成可怕的损失。因此，他搞壁上观，静观风向，让形势明朗些再作决断。他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还可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态，他反复表示自己“严守中立”、“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尽是避免与南北代表见面。蒋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当然知道张在想什么，所以紧追不舍。最后，张在被追得无可奈何时 ，只好说：“如果中央军能够打下济南，我就表态”，当即蒋介石的代表就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得到张学良的这一表态，随即要求前线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济南，结果“中央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将济南攻下了。张学良得知济南已经到了蒋介石手中，认为反蒋联军失败，于是就通电东北军入关，以武力调停，主张息战罢兵，维护和平。东北军入关后，冯玉祥、阎锡山在力量对比上，顿时处于劣势，战局发生逆转，冯的军队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地盘与蒋介石抗争，其浩浩荡荡的冯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评 析：
蒋介石在与地方军阀恶斗中，获胜了。蒋介石获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有张学良这个“偏师”相助。当时中原大战的双方都在争取张学良。蒋介石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他有中央政府这一块金字招牌，以及垄断着政治、经济资源外，还在于他的权术与冯玉祥、阎锡山相比，要高他们一筹。他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他高度重视，派重量级人物到张学良那里去游说，这些人有知名度，且老谋深算，能抓住要害，打通关节，而冯、阎所派的代表位卑言轻，不得要领。他锲而不舍，舍得下工夫、花大本钱；而冯阎则做功不够，且小手小脚，小家子气，没有什么吸引力。
蒋介石为了借助张学良这个“偏师”作了巨大的投资，但其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原大战后，虽然也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但像中原大战这样的大规模，却没有了，冯阎联盟被打败后，尽管武力反蒋事件时有发生，但再也没有一支力量能与他抗衡了。蒋家天下基本大局已定。他借助“偏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曾对张学良感激不尽，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张学良升到显赫的地位。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结拜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张蒋的“蜜月”是短暂的。蒋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谁的兵多，谁的实力大，树大招风，谁就是蒋介石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然张对蒋的为人不是没有一点认识，在他通电入关前，召开了东北将士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冯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张对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他的为人又过于讲义气，使自己成为权谋博弈中的悲剧性的人物。
顺手牵羊，“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一说，源出于《礼记·曲礼上》，“曲礼”曰：“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清·顾张思”诠释说：“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右手俗称顺手，“取顺便之意。”说白点，就是在行路时，发现路边有一只羊，便顺手把它牵回家据为己有。这个典故，比喻的是意外收获，或毫不费力地获得某种平常要花大气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常见，顺手牵羊，大多数喻指贪小便宜，不那么正人君子气。这种伎俩，兵家、权谋家也使用，且有一些精典案例。楚王伏兵拿了息侯，意外地得到息的夫人美女息妫，占为己有。淝水之战，只有８万人马的晋军，采用“顺手牵羊”之策，打败秦王苻坚统率的９０万大军，是为兵家精典。蒋介石也使用过此术。
事 例：
蒋介石在剥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权，控制贵州的争斗中，就使用了“顺手牵羊”之术。
王家烈，１８９３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一户农家读书人之家。１９１４年从军，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一营三连当列兵。长期混迹于黔军，由军队的最下层的列兵逐步跃升到将军。后来王家烈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因积极“剿共”，在蒋的扶助下，势力发展很快。１９３３年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其所率部队普遍抽吸鸦片，步枪加烟枪，被戏称为“双枪”将军。
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虽然提出以“整顿庶政”作为施政的方针，但是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不去实行。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唯我独尊，生活奢靡，终日沉溺于酒色，吃喝玩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权欲很强，乘机干预军政要事，很快掌握了８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广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黔军王家烈军中的铜仁系。与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争暗斗，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王家烈对此事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结，横行霸道，横征暴敛，税收多如牛毛。这个已成乌合之众的“双枪”队伍，把贵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中下阶层怨声载道。上层社会有良知或者与王家烈有利害冲突者，也看不顺眼，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报告王家烈在贵州的劣迹。
虽然王家烈之类的地方军阀已经投靠蒋介石，但他们被视为“异军”，靠不住，早晚是要与他作对的。对于收编的地方军阀势力，他的手段一是削弱；二是除掉。王家烈在贵州的昏庸统治，使黔军实力大大削弱，再加上两派系之间的矛盾，几乎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于是，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把黔系军阀消灭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之为“万里长征”。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他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然而，军阀与绵羊不一样，即使王家烈昏庸，但还是有头脑的，加上有一个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会轻易就范。王家烈担心这次老蒋会来“顺手牵羊”之计法，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于是，王对部队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妙，便向广西靠拢。
蒋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结李宗仁、陈济棠，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反对他的蒋记中央，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时时都在制造机会，企图除掉这个祸根。为了顺手牵“王记”肥羊，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首先，假“追剿”红军之名，派嫡系入黔。在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其次，挖墙脚。１９３４年年底，薛岳部进入黔东，王家烈特从贵阳赶往薛部驻地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个毒招，他们并没有去黔北跟踪红军，而是一直开往贵阳。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树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２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２个师５个旅１５个团缩编为２师辖６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１０万元。而当时王家烈的部队官兵有２万余人，这点钱连打发饭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了。即使是１０万元的军饷，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实际上还是分文不给，使得王家烈处境困难。蒋介石还指使人在王部内部做手脚，煽动黔军官兵起哄闹饷，反对王家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然后由二人怂恿部下向王家烈闹饷。
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召见王家烈到贵阳，王家烈便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见去掉王家烈实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全心全意挽留说：“辜负你了！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于是便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王家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就范了。
评 析：
蒋介石趁“围剿”中央红军之机，使用“顺手牵羊”之术，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就他解决贵州地方实力派而言，他的谋划比较周全。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谋略家来说，“顺手牵羊”不是即席之作，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设局，相机而作，谋划必须周全，意图必须隐秘，行动必须果断。这样的权术，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薄情薄义之辈，那是随手拈来。
后来，王家烈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这是借表达对“中央军”的不满，来发泄对蒋介石用毒辣的计策让他臣服的控诉。蒋介石这个“强龙”，虽然用“顺手牵羊”之计擒拿了王家烈这个“地头蛇”，但压不住王家烈的心头之恨。
偷梁换柱，意在控川
“偷梁换柱”一词源出于《帝王世纪》，曰：“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的是殷纣力大无比。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转义为对兵家、权谋家的一种计谋的表述。意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在权谋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在军事上，联合同盟军对敌作战时，反复 变动盟军的阵容，借以换掉盟军的主力，等待它自己败落，然后再乘机把它兼并。在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军阀割据的近代，所谓盟军，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而已，所以“兼并盟友”是常见的事。蒋介石在解决四川军阀刘湘军阀势力曾采用了此术。
事 例：
在古代，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近代以来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四川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其他要事，此事暂时顾及不上。而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烽烟常起，连年内战不休，但是对蒋介石的防范却是目标一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把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所谓抗战战略，与实施削弱军阀、控制四川的削藩术结合起来，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解决四川问题。
１．在蒋家军入川问题上，以退为进。
蒋介石很早就曾尝试用文的方法，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进川，７月在成都展开工作，引起四川军阀的警惕，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蒋介石不得不指示，把这些人撤离成都。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间，中央党部曾四次谋划在四川建立党部，均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早在１９３３年，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发布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但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事与愿违。８月，不得不故作姿态，通电辞职。９月，蒋介石复电予以安慰，称，“公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不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于是，刘湘顺水推舟，再也不提辞职之事，而是派人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提出几个重大问题请求解决，蒋介石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１０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布置沿途围堵。刘湘被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商讨部署此事。刘在汉口与他的亲信邓汉祥商议，邓汉祥劝刘湘提防蒋介石说：“蒋表面上必定将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说一些如何信任你等等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同时，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实行掌握川局。”在途中刘对随行亲信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以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是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２．实行渐进式渗透。
蒋介石的“参谋团”名义上是辅助刘湘“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足插进来，控制刘湘。他们在进驻重庆后，搞小动作，收编土匪，封官许愿，组织别动队秘密活动，收买分化四川大小军阀。康泽还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入四川，凡水陆交通均设有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爪牙遍布全川。刘湘大呼上当，但为时太晚，只得以毒攻毒。于是刘湘竭力扩大四川本土特务系统，用以对付别动队。别动队借故逮捕刘湘的特务，刘湘的特务则借助地方黑社会势力暗杀蒋家的别动队。
蒋介石亲自出马。从１９３５年２月起，在四川先后呆了半年，他的此行一举两得，一方面，督阵“围堵”红军；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自任主任。还在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对川军进行驯化，大讲“剿赤”，服从中央等等，同时封官许愿，暗中拉拢。训练结业时，每人发了一大笔钱。这次收买初见成效，有一部分川军将领倒向蒋介石这一边。刘湘每逢蒋介石讲过话以后，马上去“消毒”。
３．演调包的戏法：川军出川，蒋家军入川。
刘湘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趋近于白刃化。而刘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蒋极为恼火，决定对四川动手术了。将川军整编，同时以出于抗战的需要为幌子，势图控制四川。蒋介石后来说：“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做基础，那我们对 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国）二十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９３８年３月，他在武汉会见刘湘的代表邓汉祥时全盘托出了他整编川军的决心，他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身体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后在邓汉祥的反复申说下，又经过何应钦从中劝说，蒋介石才不提军民分治，而坚持川军缩编。后来，由于刘湘的抵制，缩编未果。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假抗日之名，把川军调出四川。刘湘是积极主张抗日的，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１９３７年８月，刘湘决定川军出兵１１个师。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他的部队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直辖，沿川鄂线向湖北进发；另外一部分川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入陕西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还有一部分川军归第一战区指挥。刘湘统率的二十三集团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从蒋介石对川军的部署来看，他是要趁对日作战之机肢解川军。他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其实这个战区根本就不存在。刘湘得知此情，感到自己一腔抗日热忱，却被蒋介石所愚弄，气愤极了，国忧私怨交加，顿使病情加重。蒋介石虽然派人送刘湘到汉口医治，但已无济于事了。蒋以陈诚代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刘湘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控权。刘湘于１９３８年１月病逝。
川军出川后，蒋介石却安排成建制的嫡系部队，一个军又一个军地撤退到四川，真正把四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评 析：
偷梁换柱，是历代兵家和权谋家乐于使用的计策。春秋过末期，晋国内有智、韩、赵、魏四家掌握大权，而智氏势力最大，智氏联合其他三家势力倒晋。在力量配备上，按常规布阵，以友军为梁为柱，而不是以自己的精锐部队为梁为柱，盟军无法控制，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盟军反水，结盟崩溃，智氏家族遭灭顶之灾。战国时期，秦国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去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臣率兵迎击秦军，变通常规布阵，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乔装打扮，送到秦军的关键部位，也就是兵家说的梁柱部位待机袭击敌军，致使秦军大败，以弱胜强，成为偷梁换柱的范例。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更加自然与隐蔽。
从维护国家统一，从建立抗日大后方的角度考察，蒋介石致力于解决四川军阀问题，是有远见的战略之举。刘湘等四川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听从中央调遣，出川抗日，此乃爱国义举。问题在于，蒋介石在践行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略时，还夹带着为一党一政治集团徇私的小术，为了打压、削弱乃至消灭异己，不择手段，此之过有损于其功。
不战而胜，盛世才将六星旗换成青天白日旗
不战而胜，是“三十六计”胜战计中的６计策的内核，也是军事谋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战而胜，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离间、安抚为手段，文武结合，虚实相济，兵不血刃，以获全胜。
事 例：
蒋介石解决割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问题时，在谋划上，有这样的设计，基本上达到不战而胜的胜战效果。
盛世才，东北辽宁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到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担任下级军官。此后，再度到日本，１９２７年，由日本归国后，为蒋介石所收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在蒋介石麾下，追随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他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他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扮演两面人物，一面唱新疆是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渗透，损害他的利 益；另一面，亲苏，从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挟苏自重，以对抗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于盛世才当时的两面派表现，中共新疆党组织负责人邓发曾这样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蒋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这是因为，第一，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挑战他的独裁统治，屯兵新疆，后患无穷，这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密，担心苏联打新疆的主意，要是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吞并，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第三，１９３８年，盛世才访苏归来后，同共产党靠近，后来在新疆建立起统一战线。共产党一些要员在新疆活动。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这一通道，从苏联获得援助。他要通过解决掉盛世才，把共产党这一条路堵死。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１９４１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由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以大兵压境威慑，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５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８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员及其他们的家属１６０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１９４３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时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 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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