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军统巨头戴笠后代今何在？长子因何被枪决

 

　长子戴善武被枪决

　　

　　戴笠死后，戴家开始破落。1949年5月，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亡。戴笠在1915年与原配夫人毛秀丛生有一子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外貌酷似戴笠，挂有少将军衔，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

　　

　　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善武，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美式手枪等。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捕往浦城县城。不料，戴善武在夜间跳窗逃脱，潜回江山县。1949年9月，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指示，戴善武被依法逮捕。江山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善武。到此为止，戴家崩溃了，“戴公馆”也被没收。

　　戴笠有3个孙子2个孙女，他们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还有一个叫戴璐璐的孙女，在寄养时夭折了。

　　原来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1953年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当时，一些敌特分子仍潜伏在要害机关里。

　　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偕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

　　

　　孙女戴眉曼

　　

　　生活幸福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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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戴眉曼改名廖秋美，寄养在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厚道。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人也勤劳，各种粗细农活都能干。15岁那年，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

　　

　　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孙子戴以宏工作积极

　　

　　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

　　

　　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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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绝处逢生。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还好。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后代台湾聚首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那时，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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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盖世太保”戴笠恶名昭着。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八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人士，但戴笠却没有加入国民党，这是为何？

　　

　　赌博帮助戴笠成为黑帮份子

　　

　　戴笠从少年时起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

　　

　　戴笠在1914年结婚，新娘毛秀丛的父亲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1916年戴笠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后来戴笠在赌博中屡次作弊被抓住，为了保命，戴笠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也结交了一些地痞，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当这些夜间活动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

 

　　获杜月笙垂青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上海，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1923年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看出，年纪很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所以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做“三哥”。

　　

　　戴季陶赏识、蒋介石信任

　　

　　胡宗南有一次来杭州时，戴笠有幸结识了他。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戴笠被这些革命派当做“小瘪三”，戴季陶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跟他同姓的人，他对戴笠的态度也好起来，精明的戴笠猜想到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

　　

　　讨蒋介石欢心不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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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时，蒋介石欲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得知此事后，连忙向蒋介石报告：“我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又怎能当中央委员呢？”蒋听了非常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戴说：“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指蒋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蒋介石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连忙推辞，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1945年，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时，蒋介石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戴又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表示，“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蒋介石从此对戴更是垂青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