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容貌纵是绝佳

 

  　低调的王子

　　

　　兰陵王高长恭是个低调的人。

　　

　　当然，他也必须低调。虽然贵为帝王家的皇子王孙，可他的身世实在尴尬。他的父亲是北齐文襄皇帝高澄，母亲却连个姓氏都没有。兄弟六个中，他排行老四。其中老五安德王高延宗的母亲不过是“广阳王妓也”，可正史也明确记载其姓氏为陈。由此推算，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妓女也不如，后人猜测她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下的宫女罢了。在讲究血统和门阀的时代，兰陵王的“莫名”身份给他带来的尴尬和压力便可想而知。所以，他必须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除却身份地位外，就个人才情和社会关系而言，与其他兄弟几个相比，兰陵王也必须低调。老大河南王高孝瑜不但长得“容貌魁伟，精彩雄毅”，而且“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可谓才貌双全。更重要的是，高孝瑜和九叔武成皇帝高湛一起在祖父的神武宫中长大，“同年相爱”，关系很不一般。待高湛即位后，对高孝瑜是“礼遇特隆”，到晋阳巡幸时，还不忘远在北齐都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的同岁族侄，写信告诉他：“吾饮汾清（山西名酒）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两人关系如此亲密，连史官都不禁要赞叹“亲爱如此”。

　　

　　老二广宁王高孝珩也颇有才情，有着“爱赏人物，学涉经史，好缀文，有伎艺”等诸多优点，特别是绘画技能非同一般。他曾在自家大厅墙壁上画了一只苍鹰，“见者皆以为真”；还画过《朝士图》，“亦当时之妙绝”。另外，高孝珩还有着出色的行政才干。北齐的皇帝走马灯式地变换，可他却一直都担任高官要职，历任司州牧、尚书令、司空、司徒、录尚书、大将军、大司马等要职，辛苦地支撑着北齐摇摇欲坠的高氏江山。

　　

　　老三河间王高孝琬虽说才干不如两位兄长，可性格率真，胆识过人。当初，突厥与北周军攻陷太原，武成帝高湛为避敌军锋锐，准备东撤，他拉住皇叔的马头不让撤，并光着膀子出阵，誓要与敌军死拼到底，后来北周军败退，他也因此被拜封为并州（今太原）刺史。另外高孝琬还有一大心理优势，那就是他的母亲是文敬元皇后，并因此“骄矜自负”。身为差点就要做皇帝的文襄世嫡，人家骄傲也是有资本的。

　　

　　老五安德王高延宗，虽说身世和兰陵王相比也高不到哪里去，可他“命好”，从小被二叔高洋（文宣皇帝，北齐实际第一位皇帝）收养，很受宠爱。12岁的时候，高洋还让他骑在肚皮上，甚至纵容到“令溺己脐中”的荒唐地步，尿完后高洋还欣然感叹道：“可怜止有此一个。”

　　

　　老六渔阳王高绍信年纪太小，自不需再做比较。

　　

　　兰陵王夹在这些兄弟中间，上不得，下不来，颇有几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心理孤苦和地位尴尬。

　　

　　如果细究兰陵王不被疼爱、不被重视的缘故，除却母亲身份低下外，我想也与他的相貌有关。史载他长得“貌柔心壮”，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颇有“中性”之美的“花样美男”。可无论是与“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的祖父高欢相比，还是与“神情俊爽”的父亲高澄相比，兰陵王的长相都缺乏一种必要的“英武之气”。在这个崇军尚武的皇族家庭里，他这样既不魁伟，又不雄毅的“小白脸”，肯定不符合皇室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二叔偏偏喜欢“坐则仰，偃则伏”的超级大胖子高延宗了。

　　兰陵王低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与他童年时遭遇父亲横死的变故有关。作为把持东魏命脉的大丞相高欢的长子，他的父亲高澄从小就得到政务上的历练，16岁时便任京畿大都督，入辅朝政，加上其“器识不凡，机略严明”的才华，很短时间内就使得“朝野振肃”。29岁时，他更是以大将军身份兼相国，封齐王，并加殊礼，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可谓登至人臣的最高位置了。可年少得志、野心勃勃的高澄并不满足，把控军政大权的他早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因此根本不把东魏的孝静皇帝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不怀好意地拿了一大杯酒，强行给孝静皇帝劝酒。孝静不高兴地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如此生！”高澄一听便大怒，大声喝道：“什么朕！朕！狗脚朕！”骂完竟还让身边的侍臣崔季舒打了皇帝三拳，然后“奋衣而出”。这还不算完，事后高澄让崔季舒“入谢”，孝静觉得惹不起，只好忍气吞声赐其彩帛。那么赐多少呢？崔季舒还得请示高澄，高澄说那就取一段吧。孝静给了400匹，可高澄还说：“亦一段耳。”由此观之，高澄是那种“得势不饶人”、飞扬跋扈的主儿。

　　

　　这种太过“高调”的自负性格，也让高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日，他与几位心腹在城北东柏堂里密谋如何受禅当皇帝时，一个叫兰京的厨子奉命进食，高澄也不知为何看他不顺眼，就顺口对身边人说道：“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兰京可不是一般的奴才，他是梁国将军兰钦的儿子，因战争为东魏所虏。兰钦想用钱财赎之，可高澄不许。可能在他看来，他要的就是一种胜利者的骄傲感，想看的也是失败者的屈辱相。因此兰京求请好多次，高澄都不准许，后来还打了兰京一顿，并威胁他“更诉当杀尔”。此次高澄的命令，使得绝望的兰京不得不铤而走险，他集合六名同党闯进堂里，将高澄刺杀。对于这一蹊跷的刺杀事件，因为太多的巧合而令后人一直存疑。譬如在事发前几日，城里就有童谣四处流传：“百尺高竿竿折，水底燃灯灯灭（澄字的拆解会意）。”另外，还有侍臣崔季舒在诸大臣于北宫门外等候上朝时，竟无缘无故哭诵鲍明远诗句：“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因此，高澄的死，最大的可能是缘于一场蓄谋已久、计划缜密的政治谋杀。那些看似迷信的谣言，恐怕只是政敌精心筹划的心理战罢了。

　　

　　父亲的横死，对兰陵王的性格形成和处世态度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无论做人，还是处事，若太过张扬、太过高调、太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时，都有可能让自己随时陷入“绝地”。由于身份特殊，估计也尝尽世态冷暖炎凉，所以兰陵王很懂得体谅别人，正因如此他将军做得不像将军，王子也当得不像王子。史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这说明他是那种能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亲民型”皇家干部，并且兰陵王的宽厚仁义，绝非只是摆摆样子。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对“政敌”的态度。当初他在瀛州（今河北河间）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他也因此被免官。等到他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他的军营中，因此很害怕兰陵王会借机杀了自己。但兰陵王却为此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里还是不踏实，央求惩罚，兰陵王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20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

　　

　　《北齐书》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兰陵王很“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是有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兰陵王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观之，他平常对待下人，也一定是非常宽厚仁慈的；要不，奴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胆，敢把他这样的王子不放在眼里。在君臣有别、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特别是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的疯狂时代，兰陵王温情和宽容的一面，焕发出温暖的“人性”光辉，更显得难能可贵。

　　雄奇的将军

　　

　　当然，低调只是兰陵王以求自保和安定的一种人生态度。

　　

　　在看似柔弱面貌的背后，他还拥有一颗“奔腾”的心。毕竟，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在的位置，都不允许他柔弱，否则人生的格局太过狭小，成功的机会也太过渺茫。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齐政权所处的客观大环境使然。除却在中原地区，与南陈、北周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外，北部库莫奚、东北契丹、西部山胡、西北部柔然等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是虎视眈眈，不时骚扰其边界。这就使得层出不穷的战事成为北齐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何况这个靠军功起家的家族集团，更是以骁勇善战著称，并一直野心勃勃，希望通过战争来不断扩充实力和地盘。另一方面，身为崇尚武力的高氏皇族的后代，兰陵王要想在众多的族室兄弟中脱颖而出，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军功。

　　

　　实际上，北齐王朝的建立者是兰陵王的二叔高洋。兰陵王祖父高欢、父亲高澄的皇帝称号都是后来追认的。虽说高洋从东魏皇帝手里夺得皇位，也只是顺势摘取了其父亲和兄长苦心多年经营的胜利果实，但这位“鳞身重踝”、长相奇特的二叔，却颇有治军本领和领兵才干。在他即位后，先是向北方蛮族用兵，连破山胡、契丹、柔然、突厥；接着登碣石山，观临沧海，颇有昔日雄主曹孟德的英雄风范。他行军时露头袒身，打仗时亲冒弓矢,“屡犯艰危，常致克捷”，后又率劲旅向梁，兵锋直抵建康石头城下，可谓“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军威盛极一时。然而，不知是文宣皇帝太过强势，还是兰陵王年龄太小，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文宣皇帝在位的十年（550年至559年）间，兰陵王一直都不被重视，军事才华也就不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是，高洋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五月受禅即位后，七月份就分别诏封兰陵王的两位兄长孝琬（嫡出）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而兰陵王直到560年，才被堂弟高殷（废帝）封为广陵王，和他一起受封的，还有老二广宁王高孝珩。而且他的这次受封，并非受军功赏，而是新皇帝即位后的按例行赏罢了。

　　

　　好在是，真正英雄的人物，从不缺少展现锋芒的机会。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冬十一月，北周联合突厥，举兵20万，大举攻齐，先是围困洛阳，久攻不克，后又分兵直犯晋阳（今太原）。晋阳是北齐的军事重镇，皇帝每年总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驻留办公，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因此，晋阳告急时，当时北齐的武成皇帝高湛亲自率军，从邺都出发，“倍道兼行赴救”。那么，时为并州刺史的兰陵王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北齐书》上记载不详，只是略述道：“周军与突厥寇晋阳，（兰陵王）尽力击之。”但我们不能因此推论这场战役是他初次上阵，或者以为他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并不重要。

　　

　　理由有二：一来由于这场战役是他的皇叔御驾亲征，所以其他将领的重要作用只能一笔带过，“尽力击之”可理解为身为执掌地方军政大权的他不但非常配合皇叔的“英明领导”，而且这场战役也肯定打得漂亮、打得痛快，事实正是如此：“大破之，敌前锋尽殪，无复孑遗，自余通宵奔遁。”二是晋阳反击战成功后，武成皇帝立马诏令段韶、斛律光、兰陵王为帅，领精骑1000，解洛阳之围。段韶和斛律光都是北齐最杰出的重臣名将，功勋卓著，战绩赫赫，年轻的兰陵王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一起统率三军，其军事才华自然非同小可。在军事配置上，段韶率200骑为左军，斛律光领300骑为右军，兰陵王独统500骑为中军。在古代的排兵布阵上，中军是主将统率的部队，也是军队的主力，两位老将如此“抬举”兰陵王，除却他皇室王侯的身份外，想来肯定也与他在军中以“低调”姿态积累起来的“声望”和实力有关。

　　那么，这1000精骑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如此数量的部队，又怎么能与十几万的北周军抗衡呢?根据合理的猜测，这支军队应是一支“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虽说就远袭而言，轻骑部队有着更好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这支部队的目的不是搞偷袭，而是和大军团作战。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时的北周军是以轻甲步兵为主，因此，与这样的兵团作战，人披两当铠、马披具装铠全副武装的北齐军重骑兵（我们今天还可以通过湾漳村高洋墓里出土的骑兵俑，探知北齐军的细节、风采），犹如“钢铁猛兽”的“古代坦克”一般，就更具威慑力和杀伤力。骑士的组成，也应该是北齐最有战斗力的“百保鲜卑武士”，他们个个都政治合格（鲜卑人）、军事过硬（以一当百）、作风顽强、纪律严明，自然是一支不怕苦、不怕死、撼不动、打不散的精锐劲旅。

　　

　　以兰陵王为首的北齐大将率1000精锐铁骑，日夜兼驰，五天后南渡黄河（从太原到洛阳，也不过千里，按此行军速度推算，也不应是轻骑兵），直抵洛阳，并在芒山（又名邙山）驻扎下来。芒山为黄土丘陵地，海拔250米左右，东西绵亘190余公里，是洛阳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北齐军熟悉地势，马上抢占了山坡，居高临下，养精蓄锐，“结阵以待之”。

　　

　　与北周军对阵时，北齐军先是以语言激之，再故意且战且退，引诱北周军“上山逆战”。由于当时北周军以步兵为主，北齐军以骑兵为主，所以等北周军步兵奋力往山上攀爬、累得气喘吁吁之时，北齐军再从马上下来，借地势之便，释久蓄之力，大肆砍杀。另外北齐军两翼精锐也适时从阵后掩杀过来，北周军阵脚顿时大乱，慌乱之际，“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此时临高观望战场的兰陵王一看出击时机成熟，就果断挥舞帅旗，再率500精骑杀入重重敌阵，以锐不可当之势，直奔金墉城（洛阳附近屯兵之城）下。

　　

　　当时北齐军服尚红，北周军服尚黑。试想一下，500红袍金甲的铁骑，如一股红色的怒潮，在“四合如黑云”的北周军重阵里席卷而过，那阵势是怎样的震撼，其场面又是何等的壮观！且说这500铁血男儿如疾风般杀至城下时，醒过神来的北周军依仗人多势众，将他们团团包围，一时杀得是难解难分。城上的人此时还没醒过神来，不知这支从天而降的部队是何方神圣。危急关头，兰陵王好面相、好人缘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他不顾危险，一把摘下兜鍪（头盔），“仰面示之”。北齐军士兵一看：乖乖，这不是我们人见人爱的美将军兰陵王么！弓箭手，还愣着干吗？快快放箭，保护我们的小王爷！一看是援军来了，而且众人倍加仰慕的兰陵王又是如此神勇，守城的北齐军士气顿时大振，犹如集体打了“兴奋剂”一般，个个都以一当百，奋勇杀敌。

　　

　　再看北周军这厢，虽仗着人多势众，可士气低迷，底气不足。因为这场战役北周军本来就不占理。当时北周的宰相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因动乱被流放在北齐的中山宫，后来宇文护听说母亲还活着，便向北齐皇帝移交文书，希望能够把阎氏送还，并且结为邻好。北齐倒是很守信用，如期送阎氏归周，可宇文护却恩将仇报，老娘刚到家，他就一转脸勾结突厥，悍然犯齐。也就是说，这场战役的性质，就北齐军而言是保家卫国，胸中义气浩然；而对北周军来讲，则是名不正言不顺，自然理亏心虚，加上围攻洛阳长达两月，久攻不克，死伤惨重，军心动摇，早有退意。俗话说兵败如山倒，一点儿不假。且看此时北齐军城上箭矢如雨，呐喊如雷；城下红色铁骑横冲直撞，围城的北周军早已慌作一团。再看山上那边，旌旗纷乱，人踩马踏，黑压压、乱糟糟的北周军士兵如蝗蚁一般四处逃散。敌军这般情景，自然令北齐军军心大振，于是打开城门，内外夹击，北周十几万大军顿时全线崩溃。一时间，北周军“尽弃营幕，从芒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物弥满川泽”。

　　这场史称“芒山大捷”的战役，终以北周军完全溃败、北齐军全面胜利而告终。兰陵王也因此一战成名，由并州刺史晋升为尚书令，从此走上北齐的政治舞台。后来又和元老宿将段韶讨柏谷，攻定阳，并以战功“别封巨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兰陵王也正是凭借赫赫军功，渐次升至太尉、大司马、太保等高官要职的。

　　

　　悲惨的命运

　　

　　兰陵王容貌纵是绝佳，军功纵是显赫，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对他而言，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28年间，就换了六个皇帝，叔侄间彼此折磨，相互残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也一个赛一个疯狂。

　　

　　这个被后世称作“禽兽家族”的高氏皇室，除却后宫生活的淫秽不堪外，最令人寒心的便是丝毫不体恤骨肉亲情，对亲属的血腥虐杀，手段更是出乎意料的野蛮和残酷。兰陵王的二叔文宣帝高洋，精神分裂加酒精中毒，整日里疯疯癫癫，后听信谗言，竟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永安王高浚、上党王高涣困在囚笼里，用矛槊乱捅至死，并投火焚烧，再填以土石。九叔武成帝高湛，不但强行奸污二哥文宣帝高洋的寡妻李氏，还当着李氏的面，把自己的亲侄子太原王高绍德用刀柄活活敲死。此外，他还将六哥孝昭帝高演的旧太子、自己的另一个侄子乐陵王高百年虐打至死。

　　

　　兰陵王的两位兄长，也是惨死在他们的九叔手上的。大哥河南王高孝瑜因谏劝胡皇后不该和臣子玩握槊游戏，加上奸臣谗毁，便惹得高湛大怒，强行命这位从小一起玩大的族侄饮酒37大杯，然后又命人在他回家的路上强行给他灌进毒酒，高孝瑜难受至极，便投水而死。三哥河间王高孝琬听说大哥被毒死后，天天扎草人射箭，以泄心中怨愤。不久，高湛听信谗言，将其抓入宫中施以鞭刑。高孝琬不称陛下，直呼“阿叔”。高湛大怒：“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高孝琬也是执拗脾性，不但不改口，反而问道：“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甥，何为不得唤作叔也？”高湛闻言暴起，亲自用大棒击碎侄子的两腿胫骨，让其活活痛死。

　　

　　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也毫不手软。当初他的亲弟弟琅邪王高俨在宫中聚众闹事，嚷着要造反，后被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斛律光巧妙化解。其实这事也就是帝王家事，十几岁的孩子不懂事，耍性子、闹情绪罢了，可高纬并不打算放过自己这个胆大妄为的亲弟弟。胡太后知道大儿子心眼小，怕他弄死二儿，便把老二关在自己宫内，高俨每次吃饭前，太后都要亲口尝试，就怕老大投毒。几个月后，高纬还是趁胡太后睡觉时，将14岁的高俨骗到自己的宫里砍了头。高俨的四个遗腹子也都“生数月而幽死”，被自己的亲叔叔“斩草除根”，灭得干干净净。

　　

　　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里，不紧张都不行。这也使得兰陵王终其一生，一直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以求自保。“芒山大捷”后，武成帝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20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另外，在出任司州牧、青瀛二州刺史等地方官时，“颇受财货”，也是想假借“贪残”的坏名声自毁形象，以免自己“威声太重”而遭帝王猜忌。可他的心思，却被一个叫相愿的下属尉官看穿。相愿通达世故，一针见血地替他指出：“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兰陵王闻听此言，潸然泪下，并当即跪求“安身之术”。由此观之，兰陵王这样威武的大将军，在非常态的政治屠戮高压下，也不得不忍辱求生，个中痛苦与心酸，已可想而知。后来相愿给他出主意，要他装病在家，“勿预事”。兰陵王深以为然，依计行施，可北齐能征善战的功臣，老的老，杀的杀，能够放心依靠的也只有他了，因此“未能退”。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脸打肿充病人。自此兰陵王故意“有疾不疗”，千方百计想折腾出病来，以求借此避祸。

　　身为带兵的将军，历经多次血与火洗礼的兰陵王，自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可帝王变态的心理逻辑使他陷入输不得、赢不得的双重尴尬。输了战事，怪他无能，丢了祖宗的江山社稷；赢了战争，又怕他声威太重，坏了君王的春秋美梦。

　　

　　然而，无论兰陵王如何千般琢磨，万般小心，还是不经意间碰上了皇帝的“枪口”。后主高纬与兰陵王再次谈及“芒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劝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一听自己的皇弟如此体贴自己、心疼自己，内心澎湃不已，热乎乎地“贴”上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本是一句表忠心的话，可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听来，感觉就很不爽。正如其父皇高湛不爱听兰陵王的三哥高孝琬叫他叔叔一样，家事，谁的家事？谁和你是一家？高纬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彼而代之，真会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虽然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可终是躲不过“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兄，送来的礼物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道：“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这可能只是一场误会，只要兰陵王向皇帝求情，终能讨回性命。兰陵王心里却很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用。他想起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无缘由地被后主引诱入宫，被人用弓弦残忍地勒死。如果他贸然入宫，还不知是怎么一个死法。横竖都是死，还不如选择有尊严地死去。这样卑鄙的君王，他不想见，也没必要见。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决然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人世。

　　

　　兰陵王死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那就是将“千金责券，尽燔之”。由此观之，他实在不是贪婪的人。与后主宫中宫女“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的奢华相比，与后主为皇后建寺“穷极工巧，劳费亿计”的排场相比，他“贪残”千金的野心也实在是太小了。把这些“责券”统统烧掉，预示着他想让自己和别人都不再受累，统统都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