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宰相于谦

 

　　为官治政 克己奉公

　　

　　于谦( 1398—1457 ) ,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于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 ,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16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历 ,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上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佥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佥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谦在23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 23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宣德时期,他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于谦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进奏时,宣宗都倾耳静听。那时顾佐为都御史,为人威严,以属下要求极为严格。他上任以后罢免20多名不称职的御史,但独独对于谦却另眼看待,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宣宗时发生一起藩王叛乱的事件。叛乱的头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朱高煦,此人狡诈多变,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为皇帝。原先他封在云南,但嫌远在万里不去;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罪,强行让他居于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宣德元年( 1433 )八月终于起兵造反。宣宗亲自率兵前往镇压,于谦随驾前往。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施,只得出城投降。宣宗当场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张口而成,滔滔不绝地数说了这位藩王犯下了各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无可辩驳。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了之后,俯首服罪,浑身发抖,只得说:“臣罪该万死,万岁!”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事后赏赐他钞币。

　　

　　于谦在出使巡查江西时,办理刑狱,为数百人平反冤案。对为害市场正常购销的官商欺行霸市行为,于谦都予以严厉打击。在官河上,有些人夹带私盐贩卖,从中牟取暴利。于谦带领一帮人一一核察,坚决取缔。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贵,决不回避和屈服,敢于和他们面对面斗争。时间长了,于谦越发得到朝廷信任。后来议论增补兵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抚安百姓,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根据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年,他仅33岁。皇帝的信任使于谦感激涕零,更加兢兢业业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奋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带着少许的人马,走遍管辖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父老,了解当时需要改革的各项事情,他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在这一任上近20年,他前后兴革的业绩有以下几方面:

　　

　　一、实行籴米制度。这是根据年成的丰歉而制定的。

 

　　丰年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减价卖给老百姓,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灾情,老百姓不用由于没粮食吃而流离失所。

　　

　　二、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20余万。于谦下令,饥民所到之处,地方负责给田土,配给农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责令纳税。这项措施即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意义颇大。

　　

　　三、维修黄河。河南靠近黄河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提出厚筑堤坝,加强防讯。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加固堤坝;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让他们时时负责修补。

　　

　　四、官道种树。以树荫来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风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凿井以井水来解决走路的人口渴的艰难。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于谦对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够时时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纪纲上。那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手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有所奏请,朝至夕下,一一报可。这使于谦得遂其志,威名远播。一次他带领少数人马从太原过太行山,半路遇上强盗,他厉声呵斥,把那些人都吓跑了,强盗们说:“不知是于大人至此!”于谦洁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议事,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两袖清风而已。”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皇帝年幼无知,宦官王振专权,气焰嚣张,于谦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不肯向太监王振卑躬屈节,引起王振的愤恨,早想寻找时机给于谦一个下马威。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时,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通政使李锡因受王振唆使,无中生有的弹劾他,说他因久不升迁心生不满,擅自举人自代,无人臣之礼,应下法司论斩。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王振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站不住脚,也就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于是获释,但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谦刚一出狱,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宫门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两地巡抚。至正统十三年,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当时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谦与兵部尚书配合,力挽狂澜 ,为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安定,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由于大宦官王振的专权擅政,从中阻挠于谦设办法尽展其雄才。

　　

　　临危奉命 死保京师

　　

　　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后,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这时的蒙古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与明朝接壤的广大地区。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 ) ,也先派2000人,诈称3000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本来就要入犯,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频频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皇上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主不可,但没有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出发。

　　

　　英宗亲征,于谦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 nài)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圣驾回銮(luán) ,王振不听,将其罚跪,并下令大军前进。

 

　　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又请留,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人人危惧,不敢再提阻止进兵的话。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线败报传来,加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所杀。

　　

　　八月十七日,明军大败、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明廷,百官集于阙下,抱头痛哭。皇太子只有两岁,不能监国,命英宗之弟成王摄政。当时王振已死,人们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员纷纷要抄他的家,灭他的族。成王登临午门,还没有听完奏章,王振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假传王振旨意,叱令众退。有一给事中擒其首,愤怒斥责他“过去为虎作伥,今日至此,尚不知惧!”众人一起争着来撕打他,当场把他打死,接着又打死两个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后将三人的尸首陈列到东安门,由此引起群众喧哗,朝班一片混乱。成王在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只想早早还宫。当此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扯着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说:“殿下不要动。”同时启发他下令:打死马顺及二宦官者是因为众人激于义愤,无罪;同时约众官请示皇太后族诛王振并籍没马顺等家。成王按照于谦说的做了,果然众人皆大欢喜,朝廷上的混乱迅速平静下来。在阻止成王回宫的撕扯中于谦袍袖都撕裂开了。事后走出左掖( yè)门,吏部尚书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着于谦的手深情地说:“朝廷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虽有上百个王直,也无能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谦任兵部尚书。于谦就要完全承担起保卫北京的战斗来了。

　　

　　面对着英宗被俘,也先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成王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有贞大声说:“察看星象、历数,天命已定,只有南迁可以解难。”礼部尚书胡荧反对说:“永乐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于谦当时还是兵部侍郎,厉声说:“宋朝南渡的教训,前车可鉴,请速召勤王兵马,誓死以守。”于谦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赞同,坚决抗敌的主张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这就是景帝。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知道京师疲卒劣马不满十万,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他觐见皇帝,流着眼泪提出,敌骑将长驱深入,而近来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当今之计,应急速派官招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让这些军队全部隶于神机等营,操练听用;令工部备足物料,内外局厂日夜赶制攻战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陆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急赴京守备。

　　

　　于谦一方面征集兵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紧部署保卫北京的战备工作。他以都督孙镗等领兵出城守护京师九门,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再选将分别出巡,不使敌人有机可乘。又把城外居民迁于城内,随地安插,以免被敌人掠去。

　　

　　当打算焚通州坝上仓粮,以绝寇资时,于谦听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改为令在官者取之作为月粮,一举两得,诸厂所有饲草,亦听军队取之,余则焚之,毋以饱虏马。

　　

　　“土木之变”,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挟明朝。也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才退去。又挟持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财货即放归英宗。但当大同拿去黄金二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却食言。也先把英宗带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帛二百匹。于谦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便拥护成王即帝位,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侵。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强攻。郭登用蜡书把情况报上明廷,京师即刻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后奏。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认为不应出城迎敌,尽闭九门。于谦反对说:“敌人如此嚣张,我们示弱,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嚣张!”于是把现有的22万兵列阵九门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 zhòu ) ,与石亨等列阵于德胜门,其余将领,各列阵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都受节制。各城门全部关闭,以置之死地坚定士卒的决心。于谦下令:临阵,将领不顾军先后退的,斩其将领;军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这时都知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卫北京。

 

　　也先领兵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两天之内再陷紫荆关。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当天,明军在彰义门北打败了入侵之敌。

　　

　　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强使明朝议和,并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于谦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见迫和不成,便加紧在京城周围抢掠。

　　

　　在攻城上, 22万明军严阵以待 ,也先不敢轻举妄动。在德胜门,也先用骑试探,于谦设伏诱敌,待敌人万骑来攻,伏兵齐发,打得敌人大败;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俘敌前锋数人,但敌人进一步包围,他险些不支,得到给事中程信从西城上发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来战,局势才为之一变,敌人后退;至彰义门,副总兵武兴奋起还击,但武兴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顶上呼号,用砖瓦块争相击敌,声动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寿、高礼率援兵至,敌人败走。原先,也先以为北京城垂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战不利,蒙军另一路人马攻居庸关也战败。也先只得带着英宗狼狈撤军。于谦探知英宗已移远处,令石亨夜里举火,发大炮攻敌营,击毙万余骑。敌人自良乡而西,所过州县,大肆焚掠。于谦又命杨洪部以所部二万兵追击残余的敌人。至此京城危险形势得以缓解,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赞扬他的功劳,他却谦虚地说:“四郊埋了那么多的死者,仅得不结城下之盟,有什么功可言。”

　　

　　皇位之争 殃及忠臣

　　

　　于谦为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御敌于国门之外,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卫北京之战以后,又做了许多工作。如坚持派得力战将罗通、杨洪等驻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临清等镇,都重新军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为畿(īj )辅诸州县兵力单弱 ,奏遣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杨俊统帅,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拱卫京师的重镇。明成祖以来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即所谓京师三大营,此时此地就形势要求已不能适应,于谦把他们改成团营,从其中选马步骁悍者15万,分为10营,每营各以都督率领。五千人为一小营,以都指挥率领,团操以备警急。原来在近畿安置的许多“俘虏”,有些与也先里应外合,于谦建议朝廷派他们往西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消除了隐患。

　　

　　景泰元年( 1450 )正月,也先因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内部这时发生内讧,想与明朝缓和关系,因此来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说必须找个认识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对此事并不积极,这件事就拖下来了。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驳斥说:“不是我们不和,而是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和成显示怯懦,依法当诛。”于谦是景帝最为器重的,他这么一说,边将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把太上皇迎归回来,以免再起战端。景帝很不愿听 ,说:“我并非贪大位,是你们树立的,现在又这样议论,到底为什么?”无人能答对。于谦这时从容不迫地说:“大位已定,谁敢胡说?对来使的求和,作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景帝稍释虑说:“听你的,听你的。”经过一番争议,明廷才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由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安置于南宫居祝就迎接英宗回归这件事,于谦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 shān )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亨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贞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

　　

　　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亨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 yú)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候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 ?”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之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拥立景帝,根据当时形势定国安民,抵御了异族入侵,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是有功的。他为官清廉,死后仅留下书籍而已。于谦成为英宗复辟这场政变的牺牲品,这是一场冤案。事后西北有警,有人就说:“如果于谦在,何至于此。”宪宗时,为于谦恢复了名誉。万历时,谥忠肃。